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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位的引入：一段历史概述

标记宫庙之力： 黄道十二宫的整体行进皆绕其运转——十二宫从宫庙汲取法则，亦将自身特质赋予宫庙；诸行星亦然，每当行至非其本域、暂居异乡之际，皆会调和宫庙所发出的诸般影响力。马尼利乌斯（约公元10年）《天文学》，第二卷，第960行

关于星相学是何时开始演变为一门体系化的天空研究学科，争论仍在继续。毫无疑问，自人类理解力萌芽之初，对太阳、月亮和星辰的观察便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但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星相学以某种组织形态进行实践的最古老详细记录，是大约公元前1600年写于巴比伦的《阿米萨杜卡金星泥板》。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文本是更早时期泥板的抄本，制作于巴比伦国王萨尔贡（公元前2371-2230年）统治时期，据说他曾雇用星相家为其项目选定最吉利的时机。这大致是埃及金字塔建造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古代文明所展现出的数学和天文学精密度，在欧洲直到3000年后才被超越。

然而，与过去一种普遍观点（即古埃及人积极运用并发展了后来成为希腊化世界遗产的星相学）相反，很少有证据表明古典星相学家使用的一些技术在公元前4世纪之前也为埃及星相学家所使用。尽管古埃及人对天体周期和事件有着敏锐的洞察（他们的宗教和神话很大一部分基于天空，且有大量证据表明其纪念碑和寺庙建筑中编码了星相学象征意义），但他们的重点更多地落在星座上，并且显然不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那样关注系统、详细的行星观测。

对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我们有更直接的证据表明他们使用了原始的星相学技术，这些技术已流传至现代用途。他们的星相学本质上是观测性的，并以类似于肝脏占卜术的方式进行解读：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占卜实践，在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900-1600年）有充分记载。这里，人们研究祭祀动物的肝脏，从其形状、形态、颜色、特征、方向、湿度、清晰度、曲率、位置以及瑕疵和标记的数量中抽取意义。将类似视角应用于天空便是星相学的基础：对恒星或行星的解读源于其颜色、光度、速度、在天球中的位置和总体物理外观。行星位置与四个基本方位点相关联，并用位于东、西、北或南；高或低；左或右来描述。每个位置都有其特定含义：一条巴比伦法则是“右边是我的，左边是敌人的”。同样，东方被认为是吉祥、熟悉的位置，而西方方向则与敌意和敌人相关。大地与自然之神与南方相关，而冥界之神与北方相关。西北方向是所有方向中最不祥的。[ J. 林赛，《星相学的起源》（Frederick Muller Ltd, 伦敦, 1971年）；第19页。]

大约公元前1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编纂了详细的星表，并且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起，我们有证据表明引入了黄道带作为精炼行星位置测量的一种方式。我们缺乏证据表明此时已在使用的迹象，关于此的确凿证据直到基督教时代黎明前夕才出现。

大多数权威学者认为，宫位的发展大约与星盘上开始标记上升点同时期，我们最早的例子可追溯到大约公元4年。[ O. 诺伊格鲍尔 & H.B. 范·侯森，《希腊星盘》（费城哲学会，费城，1959年），第17页。他们指出文学资料暗示上升点的引入更早，其中提到一个可追溯到公元前72年12月27日的星盘。] 然而，应该记住，将星盘记录在易腐烂的纸莎草纸上是普遍做法，且在此日期之前仅发现了两份类似星盘，这使得此信息的可靠性存疑。我们知道，在使用黄道度数之前很久，特定的恒星或星座就已标示出东方地平线，我们也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在其所有占卜技术中都非常重视空间的方向和划分。对恒星在地平线上升落的根本依赖让我们确信，基本方位点一直是星相学解读的关键支柱，在古代星相学中尤其如此，因为最重要的事件总是在它们周围被观测到。这在埃及宇宙观中尤为明显，其中经常提及“两个地平线”，以及四个基本方位点——每个都处于其相关神灵的保护之下，并在所有关乎生死的事务中具有重要意义。从逻辑上考虑，在天文学观测以及相关的神秘和象征目的方面，某种结构化的天空划分方法在现有证据可追溯的日期之前很久就已经在使用，这是合理的。

在肝脏占卜中发现的空间分析的类似方法示例中，与后来我们在星相学宫位划分中看到的内容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划分的数量，以及赋予它们的属性和神灵名称上。然而，在对空间质量和方向（如左与右、东与西）的基本理解上保持一致。这些方向的内在特质与埃及人、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及所有重要的古代世界哲学所理解的相同；其中东/右与白昼、阳性特质相关，左/西则被视为属于夜晚和阴性。

早期肝脏占卜中使用的技术证明了这种普遍认知。象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与物理现实相关联，而这种一致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附着于方向的意义是由决定我们物理环境本质的气象影响所决定的。从根本上说，它们基于光与暗的循环变化，这创造了昼与夜、夏与冬的极端，并与活动与接受、生长与衰败等极性相关联。因此，对光与色、形状与数字、速度与方向的象征性理解，可以被视为贯穿所有古代占卜实践并支撑星相学相位和行星含义哲学的一个不间断传统。位置和方向的具体相关性将在下一章中进一步探讨，并通过埃及神秘主义的视角进行审视。它们无疑代表了附着于基本方向的最重要的质量基础，宫位的具体含义正是基于此发展起来的。

尽管关于古埃及人直接奠定了西方星相学传统根基的程度问题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他们对方向特质的看法与美索不达米亚人及其他早期文明相一致。我们也可以确信，这种确立已久且普遍的观点为后来希腊化时期星相学的发展奠定了主要基础。到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叙利亚、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吞并了整个区域，使其成为繁荣的希腊帝国的一部分。幼发拉底河谷沿岸的许多祭司学院因入侵而解散，迫使祭司们将他们的秘传知识向西传播。希腊人在雅典、巴比伦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大帝在尼罗河口建立的城市）建立了重要的学术中心，在这里，古代哲学直接相互影响，创造了一个跨文化的知识库，未来被视为科学组成部分的星相学发展从中汲取了养分。

随着美索不达米亚的衰落，征服者希腊人挽救了许多她的形而上学和科学进展，将其与埃及的成果融合，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创造了一个将东方智慧融入现代西方世界遗产的哲学体系。亚历山大尤其成为星相学发展的重要区域，主要归功于其庞大的图书馆，馆藏手稿卷轴达50万卷。学者们可以无限期地在那里进行研究，并获得皇室资金支持，这一传统在该城后来落入罗马统治时仍得以维持。许多著名的星相学学者，包括托勒密和维提乌斯·瓦伦斯，都在那里生活学习，正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现存的大部分星相学数据得以整理、重新评估和重新传播。这样做时怀着极大的愿望，希望保留古埃及文明藉以掩盖其科学秘密并达到如此辉煌高度的神圣神秘原则。

大约公元前150年，一部托名于神话人物奈切普索和佩托西里斯的著作在亚历山大问世，许多星相学教义都声称源出于此。另一部关于星相学、魔法和炼金术的古代文本汇编是《赫尔墨斯秘籍》，大约公元100年在亚历山大写成。此时，希腊神祇赫尔墨斯——此前从未与学问或哲学相关联——被赋予了埃及的托特神和巴比伦的占卜与知识之神纳布（以水星为代表）的所有属性。作为在三种文化中都受崇拜的学习与智慧之神，赫尔墨斯被尊为“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此名称也反映了应三次呼唤神灵的信仰。《赫尔墨斯秘籍》据称基于托特的教义，但实际上其中包含的古埃及起源内容远少于过去所认为的，并且明显受到希腊-罗马思想的影响。早期作者愿意将其归于埃及人，被认为是出于对这个古老文明的尊重，也表明希腊人多么渴望将现存的埃及神秘主义融入他们自己的哲学研究。

无论关于埃及人在何种阶段、以何种程度贡献于星相学哲学的争论如何，有必要认识到传统星相学的许多原则（例如使用“面相”、“行星时”、“燃烧”、“燃烧之路”等术语）都是他们世界观遗产的一部分。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关于宫位含义的早期起源也可以这么说。

在星盘判断中使用宫位的确凿证据可追溯到公元前22年，而描述其含义最早的现存书籍是马尼利乌斯大约公元10年用拉丁文写成的《天文学》。马尼利乌斯对宫位含义的描述显示出足够的自信，表明他是在传达一种当前的共识观点，而非新发明的技术；同时，他总体上提及较古老文明的神话信仰，使得宫位含义是在亚历山大研究影响下确立的理论具有可信度。如果是这样，那么寻找其基本原则的一个合适起点，自然会引导我们去思考古埃及的象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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