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这两种星占学类型就从巴比伦向周围扩散开来。很可能还在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开始他的远征(公元前334年)之前，军国星占学就传入了埃及。随后，波斯本土、巴比伦、埃及等地在转瞬之间都成了亚历山大所率希腊大军的征服地，开始了“希腊化时代”。多半是希腊人为埃及带来了巴比伦的生辰星占学，现今在埃及墓室室壁及纸草书中发现的许多星占文献，包括算命天宫图，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希腊化时代”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星占学传播，当数生辰星占学之输入希腊。这种“迦勒底星占学”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名为贝罗索斯(Berossus)的人在公元前280年前后引入希腊的，此后就成为欧洲星占学的主流，经过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直至文艺复兴，一直盛行不衰。而历史更悠久但似乎常与东方型专制集权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军国星占学，则在欧洲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星占学的历史线索与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古代中国的星占学始终只有军国星占学一个类型，而且承继性极强，大致在战国秦汉之际定型之后，几乎不再变化。中国本土从未产生出生辰星占学(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二)。而庞大完备的军国星占学体系则在中国至少保持并运作了两千年，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起着现代人难以想像的作用。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992)。

    然而，尽管一种军国星占学体系在古代中国独尊了两千余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从未出现过西方生辰星占学的踪迹——后者向东方传播，也曾几次到达中华大地。在第一次东传浪潮中，佛教的兴起和传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本来就有自己的星占学，大体也属生辰星占学类型；而从大约公元前400年开始，印度天学处于巴比伦的影响之下，至亚历山大远征，希腊的影响又进入印度天学，先与巴比伦影响共存，不久就取而代之。大约公元400～1600年，是印度天学的“希腊化”时代。在此之前，佛教已开始向印度境外输出。宗教家向异地传教时，通常都要吸纳星占、医药之类的学术，以便打动人心，达到“弘法”的目的，佛教也不例外。这些夹杂着巴比伦、希腊和印度本土色彩的生辰星占学，先从北路经过中亚诸国而传入中土；随着佛教在中国南北的兴盛，到隋唐之际，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直接交往以南路为主频繁展开。因而在六朝隋唐时期，伴随佛教传入的西方生辰星占学(有时杂以印度、中亚等处地方色彩)在中国曾一度广泛流行，几至家传户晓。这一浪潮到宋代消退，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西方的生辰星占学第二次到达中国是蒙古人的疯狂征服及其横跨欧、亚之大帝国建立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元朝御用天学机构中接纳了一些伊斯兰星占学内容——这种星占学的根源仍可追溯到希腊—巴比伦。不过这次东传的规模很小，影响也非常有限。

    西方生辰星占学第三次进入中国是16、17世纪来华耶稣会教士们在中国传教的副产品，其突出的代表是穆尼阁(J.N.Smogolenski)的《天步真原》一书，这是一种介绍生辰星占学以及排算算命天宫图的实用性手册。但是星占学本不是罗马教会大力讲求的学问，而且此时已是近代科学革命在欧洲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所以即使在醉心于耶稣会士传来的各种西方学术的那部分中国士大夫中，西方的生辰星占学也未曾受到多少重视。这次传入的影响甚至比第二次还要小。

    这里需要顺便提到一个问题：中国既未产生自己的生辰星占学，西方传来的也只是匆匆过客而没有长久的市场，那么难道中国人竟对于预卜自己个人的穷通祸福从来就不感兴趣?当然不是如此。预卜个人穷通祸福这一功能，在西方由生辰星占学来完成，在中国则由八字算命来完成。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共同之处——都要考虑人出生时刻这一时间起算点；只是中国的四柱八字不涉及任何具体天象，自然不可能被归入星占学的范畴。至于中国八字算命法在其创立过程中是否曾受到西方生辰星占学的影响或启发，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参见《天学真原》，第355、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