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世界，随着希腊文明的衰落，科学精神的光辉也归于黯淡。接下来是始而强悍、继而腐朽的罗马帝国。罗马人对法律和工程技术之类的事务给予最大的关心，而对古希腊有闲哲人们讲求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不感兴趣。再往下就是漫长的中世纪，按照某些西方作家的夸张说法，天文学在此期间除了为教会推算一个宗教节日，简直就不值一提；而星占学由于教会对它的态度颇为暖昧，也谈不到十分繁荣。倒是后来兴起的阿拉伯人在这两门学问上大领风骚。当然阿拉伯学者也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是一身二任——既从事天文学也从事星占学，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后者的工具。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星占学在欧洲大为繁盛，天文学也大有进展，但两者仍相互联系在一起。真正使天文学与星占学分道扬镳的大功臣，或许当推哥白尼(Copernicus)。人们通常将他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1543)视为现代天文学诞生的标志，乃至视为现代科学产生的标志，确实有着不少理由。与他的前辈们不同，哥白尼几乎没有搞过任何星占学，也未有星占学方面的著作或学说传世。这可以看成是天文学正式从星占学那里独立出来并且“走自己的路”的标志。

    历史的发展当然会有一些曲折与反复。虽有哥白尼开了伟大先例于前，旧传统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被抛弃。继哥白尼之后，有欧洲天学界的又一位骄子第谷(Tycho Brahe)驰誉当世，而他又是一位大星占学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谷晚年的学生和助手、以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而名垂千古的开普勒(J.Kepler)，在星占学方面甚至比他的老师更负盛名。图1是那个时代天文学仍与星占学合为一体的生动写照：图中人物为17世纪典型的星占学家形象，他双手握持天文仪器和计算所需的圆规，身后的建筑物为天文台，屋顶上架设着望远镜；尤其意味深长的是他两臂上摊开着的书册——左臂上为哥白尼(Copernicus)的著作，右臂上是第谷(Tycho)的著作!哥白尼和第谷无疑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天文学界的冠冕，而星占学家是必须研读他们的著作的。这正是自古希腊以来欧洲的古老传统。

    然而历史在无情地前进，旧传统终究要有寿终正寝之时。开普勒之后，对于集天文学家与星占学家于一身这种旧传统而言，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有份量的继承人。我们可以说，这种旧传统已由开普勒为之划上了一个不失为辉煌的句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干脆将图1中的人物看成开普勒，也不至于离谱太远)。从那以后，天文学家和星占学家不再是同一些人了。尽管人们或许可以在此后的天文学家遗闻佚事中找到他们与星占学有关的零星言行，但那充其量只是他们的余兴或消遣。他们不再将星占学当作自己的职业，他们的职业现在是——天文学家。

    在中国，天文学数千年间一直是星占学的工具，既未独立形成学科，当然更谈不到分道扬镳。直到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大举入华之后，情况才发生变化。传教士们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系统介绍了托勒密、第谷的天文学说，还涉及开普勒和哥白尼的一些工作，编撰成堪称西方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1634)。这部137卷的巨著中没有任何星占学内容。耶稣会士撰写的其他许多涉及天文学的中文书籍中也没有谈到星占学(前面提到过的穆尼阁《天步真原》一书几乎是惟一例外)。又逢清康熙帝醉心于天文历算之学，大力提倡，《崇祯历书》又在明末清初多次刊刻印行(清初略作修订后改名《西洋新法历书》)。这些新的因素竟使得中国的天学在很大程度上从传统的“皇家禁脔”状况中解放出来，成为平民也可以涉足的学问。江晓原：《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个新特点》，《自然辩证法通讯》10卷3期(1988)。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中国也产生了一批只研究天文学而不谈星占的平民学者，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王锡阐和梅文鼎。王氏生前寂寞，但他的著作后来得到推崇，并收入《四库全书》；梅氏则生前即名满天下，成为康熙帝的布衣朋友，康熙不仅召见梅氏，还赐他御题“绩学参微”匾额，甚至将“御制”之书请他指教。王、梅两氏的出现及他们之获享大名，或许可以视为天文学在中国开始从星占学中独立出来的一种历史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