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占学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天象观测记录。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异常天象的记录。在星占学家看来，太阳每天东升西落，这没有什么星占学意义；但是如在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或发现某星座中出现了一颗新星，这就非同小可，肯定有重大星占学意义了。这种原则是古代星占学家普遍接受的。中国古代星占学也有“常则不占，变则占”之说，所谓“常”即指其出现规律已被掌握且频繁出现的天象(比如太阳东升西落)，“变”则指其出现规律无法掌握或不常出现的天象(有些天象的规律已能掌握，比如交食，但仍被列为重大的“变”)。在现代天文学尚未产生的时代，古人之所以孜孜不倦、年复一年地记录大量天象观测资料，星占学的需要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对于天文学研究的许多方面而言，年代久远的观测记录资料是特别可贵的。因为天文学研究的对象，其变化在时间尺度上都极为巨大，几十上百年犹一瞬耳，而现代天文学的出现和形成，充其量不过数百年，所以必须求助于古代的观测记录，可以获得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的数据资料。这方面可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事例以说明之，即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对当代天体物理学研究的巨大价值。

    20世纪40年代初，金牛座蟹状星云被证认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1949年又发现蟹状星云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50年代又在公元1572年超新星(第谷超新星)和1604年超新星(开普勒超新星)遗迹中发现了射电源。这些发现使天文学家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然而超新星爆发是极罕见的天象，以我们所在的银河系为例，从公元1604年迄今就一次也未出现过；要验证上述设想，又不能作千百年的等待，则只有求助于历史记载。于是1955年席泽宗发表《古新星新表》，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的历史记录。1965年席泽宗又与薄树人合作发表《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纪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所获结论更为完善。此两文在国际天文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出现了多种译本和单行本。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这些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完全是出于星占学的传统和需要而作的——为本世纪60年代射电天文学的一系列惊人发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历史佐证。这些记录使今人得以统计新星和超新星的爆发频率，从而为恒星演化理论中关于恒星化为白矮星之前会经历这类爆发阶段的假说提供实证检验；恒星演化理论还预言了中子星的存在，1967年发现了脉冲星，不久被证认出正是中子星，而许多天文学家认为中子星是超新星爆发的遗迹；对于黑洞虽无法直接观测，但仍可用间接方式加以证认，X射线源天鹅座X-1曾被认为最有可能是黑洞的天体，有的天文学家认为该天体也可与历史上的超新星爆发记载相对应；随着此后X射线天文学、γ射线天文学等新分支学科的兴起，发现超新星爆发后还会形成这类射线源，等等。这项将古代星占学留下的观测记录与现代天文学研究密切联系起来的精彩工作，几十年来被国际天文学界引用多达一千余次。在有些西方著作中甚至被视为本世纪中国天文学家最值得重视的工作，比如斯特鲁维(O.Struve)的《二十世纪天文学史》。

    除了新星和超新星爆发，日食、彗星、太阳黑子等天象也都是中国古代星占学非常重视的，关于这些天象的古代记录也能够为现代天文学提供可贵的数据资料。天文学家将古代中国非常完备的日食记录与理论计算结果进行对比，肯定了地球自转的减速现象和引力常数G的稳定性。利用中国两千年来关于哈雷(Halley)彗星几十次回归的过近日点记录与理论计算结果之差，天文学家能够讨论太阳系内是否存在第十大行星及非引力效应。太阳黑子在西方直到伽利略(Galileo)时代才肯定其真实性，在古代中国星占学家那里却一直被当作“变则占”(有星占学意义的)天象坦然记录了两千年，利用这些记录，现代天文学家讨论了太阳活动周期，肯定了在现代理论中的11年周期外，还有更长的周期存在。

    星占学促使人们对恒星位置进行精确测定并建立天球坐标系。由于星占学要根据天象的变异来预卜人事吉凶，这就必须对奇异天象发生在天上哪一位置进行确认和指陈。只有在天空划分区域，西方是用命名星座(constellation)来划定天区，中国是划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及各种“星官”，这样才能对天象发生于何处进行有效的陈述。而对天象位置的确认又必须是定量的、精确的，这就必须借助恒星来建立天球坐球系，西方古代习惯采用黄道系统，中国古代则一直采用赤道系统。在传世的古代星占学文献中，各种恒星位置表(特别是标有坐标值的那些表)和星图始终是现代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特别重视的部分之一。历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恒星位置表和星图都出自星占学大家之手或与星占学有关，比如古希腊时代的希巴恰斯—托勒密(HipparchusPtolemy)星表(1025颗星)、中国先秦时代的《石氏星表》(120颗星，但学者们对确切的观测年代颇有争议)等都是这种例子。

    星占学还极大地促进了对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运行规律的研究。这一点东西方在结果上完全相同，而内部机缘则稍异。在古代西方，盛行的是生辰星占学，这必须详细推算各种给定时刻的算命天宫图——正是由日、月和五大行星的不同位置构成。在中国古代星占学体系中，则极其重视日月交食和行星在周天二十八宿中的不同位置，这些天象都被赋予重大的星占学意义。结果是，东西方不同的星占学体系要求对同样七大天体的运行规律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构成了古代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的绝大部分内容——如果不是全部内容的话。今人看到古代数理天文学内容如此丰富，比如诺吉鲍尔(O.Neugebauer)那部权威的《古代数理天文学史》就有三巨册近1500页，很容易将古代的星占学—天文学家误认为是现代天文学家的同一类人，将他们所从事的活动误认为是同一性质的活动，而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在古代，这些数理天文学知识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是星占学的工具。这种误解在谈论中国古代情况时尤为严重。中国古代的历法被称为数理天文学，这固然不错，历法的全部内容就是对日月五星七大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和数学描述；但许多人习惯于将中国古代历法系统与星占学完全对立起来，假想出“迷信的星占学”与“科学的数理天文学”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是硬将现代概念加之于古人，强迫古人就范了。事实上，中国古代历法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为星占学家事先推算天象之需而设的。关于此事的详细论证请见《天学真原》第四章Ⅱ，第137～167页。

    最后，古代星占学还为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项意想不到的遗产——解决年代学(chronology)问题的独特资料。星占学家总是对奇异天象十分注意，通常越是罕见或惊人的天象就越是被赋予重大星占学意义，星占学文献中也会留下越多的细节记录。同时，星占学又相信天象是对人间大事的兆示和反应，因此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被相信星占学的人——古代社会中的智者、先知和哲人大多是这种人——将其与当时的奇异天象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则经常为确定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代而绞尽脑汁，有时因史料不足，某些年代学问题几乎无法解决。这时，如果历史学家转而旁顾，注意一下也许是他们往常不屑一顾的“迷信的星占学”的文献，并能借助于天文学史家的专业知识，就有可能使一些年代学问题“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利用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和方法，许多天象出现的时刻都可以回推和预报，哪怕时间相隔千百年之久。于是，如果能够在某个其发生年代尚待确定的历史事件的有关记载中找到此事发生时某种奇异天象的记录，就能通过回推这一天象发生的准确年代来确定该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对此可以举一个特别著名的典型事例来加以说明。

    在中国历史上，周武王伐纣灭殷当然是第一流的重大历史事件。但这样一件大事的年代却未有史料明确记载，历史学家为此想过很多办法，但都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值得庆幸的是，武王伐纣这件大事是古代星占学家特别重视的大事之一，许多奇异天象都被与此事联系在一起。其中有些天象显出后人附会，或是语焉不详，没有推算的价值，但《淮南子·兵略训》中有如下一小段记载：

    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这段记载明确指出武王伐纣向东进军时，东方天空曾出现过一颗彗星，而且彗尾指向西方(彗星形如扫帚，柄指彗头，“授殷人其柄”表明彗头在东方)，这就可以实施数理天文学方法的回推计算。已故的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珏哲推算的结果是：武王伐纣时出现的这颗彗星就是著名的哈雷彗星从公元1910年往前数的第40次回归，当时这颗彗星过近日点的确切日期是公元前1056年3月7日。而它恰在公元前1057～前1056年之交的四个月间行至地球附近，明亮可见。张珏哲最后的结论说：

    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前1056年。这个看法，对于我国年代学上这个疑案的解决，可能有所帮助。张珏哲：《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天文学报》19卷1期(1978)。

    类似的事例还可以找到一些。

    此外，推而广之，许多成书年代有疑义的古籍，也可以根据其中的星占之说所记述的有关天象进行回推，由确定这些天象的发生年代再进而推断该古籍的成书年代。这类工作中外学者都做过一些。不过这其中牵涉到许多旁的因素，实际操作起来十分复杂，也不太容易获得一言九鼎的决定性结论。

    星占学和其他古代文化成分一样，若深入研究和发掘，完全有可能发现更多的有价值的遗产(当然远远不限于科学或历史学方面)。以上所论，只是较为重要且明显的几个方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