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是马其顿(Macedon)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之子，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在一些古代传说中，这位伟人的身世却充满传奇色彩，而且与星占学密切结合在一起。这里略述其梗概如下：

    相传，亚历山大的真正父亲是末代埃及法老奈克塔内布(Nectanebus。亚历山大远征至埃及，被拥戴为法老，他去世后由其部将托勒密建立王国统治，“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是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他们都已不是正统的埃及人)。这位法老有类似“撒豆成兵”的法术，能凭空唤大军集结。但在公元前356年那年，天上的行星向他兆示：他的王国将被强敌征服，任他法术高深也无济于事。于是奈克塔内布化装成星占学家，去到马其顿，着意取悦于菲利普二世的宫廷。终有一天被他候到一个良机，乘菲利普二世外出之时，他潜入王后的寝宫，伪装成阿蒙神下凡，使王后怀了孕。

    等到分娩之日到来时，奈克塔内布又去到王后寝宫，在那里大施法术。他安置起一个星占用的金盘，外圈是埃及的36旬星，中圈是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内圈是日、月；还有一些标识，用来表示行星位置。他要王后控制婴儿降生的时刻——在他据金盘排算出来的吉祥时刻才分娩，结果亚历山大果然降生于吉日良辰。但是，国王菲利普二世回宫之后，面对这一切既成事实作何反应，传奇故事中却并未交待出来。

    这个故事还未结束。亚历山大出生之后，奈克塔内布成了他的塾师，用的启蒙教材是一本名为《秘中之秘》(The Secret of Secrets)的书——据说是亚里士多德所撰，后来失传——当然都是天方夜谭式的传说。奈克塔内布向王子传授星占学，可是当王子长到12岁时，却将自己的生父兼恩师、星占学家、前埃及法老(从理论上说当时仍是法老)奈克塔内布扔下了悬崖，原因是要证明：这位星占学家并不能正确预言自己的死期。

    上面这个摇曳生姿的传奇故事当然不是信史，但它向我们提示了值得注意的几点：

    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是星占学在西方世界大扩散的最重要契机，难怪后世的星占学家要将星占学的传奇附会到他的身世上去——他可算得上星占学史上的大功臣。

    认为人的出生时刻决定其人一生祸福的观念，在这个传奇故事中得到生动反映。操控出生时刻以求避祸就福的想法，由此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最后，还可以指出特别有趣的一点：上述故事中亚历山大将奈克塔内布扔下悬崖以证明他不能预言自身死期(问他自己何时死?只要答案不是“现在”，就立刻杀他，即得证明)一节，为后世帝王与星占学家之间斗智斗勇提供了一个屡用不厌的题目。围绕着这个题目，后世的帝王与星占学家各出新招，精彩纷呈，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一些例子。

    二、生辰星占学风靡一时

    据说，亚国山大东征过程中，就曾利用星占学以助成伟业，这虽未留下多少确切的证据，但如此雄才大略的君王，在几乎转瞬之间建立起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空前大帝国，则广泛借助于各种力量以成其事业，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

    亚历山大大帝国转瞬间建立，又在他去世后转瞬分裂，成为迦勒底星占学向各处广泛传播的契机。关于著名的迦勒底星占学家贝罗索斯在希腊的活动，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这样的星占学活动家，比如活动于帕加玛(Pergamum)国王阿塔罗斯一世(Attalus Ⅰ)宫廷中的星占家苏丁(Soudines)，他曾编过一种月亮表，被沿用了好几个世纪。当时很多希腊人接纳了新的天学理论，像伊壁琴尼(Epigenes)、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阿特米德罗斯(Artemidorus)等人都自夸曾受教于巴比伦的祭司—星占学家。又有基第纳斯(Kidenas)其人，可能与巴比伦的某些天文发现有关，他甚至可能曾是贝罗索斯的老师——尽管从年代上推算他与后者相去不远。

    在公历纪元开始前的几个世纪里，星占学激起了希腊社会中许多群体的强烈共鸣。其中不仅包括哲学家和科学家，也包括像“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这样的人物。希波克拉底向他的门徒传授星占学，以便让他们掌握病人的“凶日”(critical days，这与前面所谈赫西奥德《工作与时日》中的择日之说是一脉相通的)。他曾说：“谁要是不理解星占学，那就不是医生而是白痴。”希波克拉底的这些观点后来成为欧洲医学界的悠久传统，也使“星占医学”这一脉日渐光大。继他之后的大医学家盖伦(Galen)也坚信星占学。一些希腊医生是根据星占学的象征和兆示来决定医疗措施的。

    希腊上层人物对星占学的兴趣之大，在许多传世的典籍中都有反映。古希腊著名的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他的《云》一剧中嘲讽了雅典上流社会对星占学的迷恋。而当柏拉图(Plato)访问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学校时，就遇见两个学生在口讲手划地争论星占学问题。更有名的例证是希腊诗人阿拉图斯(Aratus)的《天象》(Phainomena)一书。阿拉图斯是贝罗索斯的同时代人，他在长诗《天象》中描述了行星、黄道、星座等天象，并附有气象预兆的结集，他对气象学家的告诫是：

    期年探星空，

    黄道十二宫，

    气象非妄语，

    成算在胸中。

    这部长诗在希腊人中代代传诵，后来西塞罗(Cicero)又将它译成拉丁文。诗中的许多天学理论，据说都来自昔日欧多克斯的天文台。

    当时风靡希腊世界的是生辰星占学，即根据一个人出生时刻日、月和五大行星在黄道十二宫中的不同位置，预言其人此后岁月中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生老病死，穷通祸福，以及此人在性格、体质等方面的特征。下面是几个具体例子，由此可见一斑：

    生于12月14日(年份佚失)：能做到代理总督之职，但会触怒上司，最终沦为囚犯，作采石苦役至死。

    生于公元104年4月23日：手臂短。又一人：有病，在海上出逃不遂，但幸赖土星位置之仁慈，终可幸免于难。

    生于公元114年11月10日：四十二岁上与一女子口角纠纷，大出其丑；两年后一奴隶横死，他的父亲陷于危险，性命交关；他本人(受到)“门第微贱”、“强奸”等指控。但他能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和恩惠……

    生于公元116年1月21日：女人气，且有难言的恶习——因为摩羯宫是淫荡好色的，而它的统治者(土星)又远在金牛宫；……他看来将由于一些无法防止的意外事件，在军中高位上被人鸣鼓而攻，届时人们将无不惊奇。

    这类预言之谎诞可笑自不待言，但由上引诸例可以看到，有时所预言之事如此具体，以致人们很容易加以证伪，真不知那些星占学家们如何自圆其说。

    三、五星与七政

    在这个时代的星占学家心目中，尘世间各种事件与日、月、五大行星之间，有着密切的对应及互动关系。例如，太阳常与生命联系在一起；而且一天之中不同时刻的阳光有不同性质，据说这种观念来自埃及人。又如，火星在星占学家那里总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金星则对应于爱情，水星对应于速度和情报讯息，等等。同时，行星又与古代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如土星和克洛诺斯(Cronos)，木星与宙斯之类。关于这些联系的记载和说法，有不少一直流传至今。

    关于五大行星的“性质”或“性格”，又有一套说法。比如，木星和金星被认为是仁慈和善的，火星和土星则会相冲相克，而水星则是中性的。行星与月亮的影响力，则依据它们对于地球与太阳相对位置而有大小不同——金星、水星与月亮的影响力弱，火星为中等，木星与土星则为强。与此相对应，金星和月亮是“湿性”的，而湿性代表雌性、女性；反之，木、土二星则代表雄性、男性；此外竟还有“雌雄兼性”(hermaphrodite)的水星。在这类玄虚荒诞的说法中，有一条是关于各行星的冷与热——离太阳越远的行星，被认为越冷，这一点倒与事实相符，不过恐怕应该视为古时星占家们“歪打正着”的结果。

    这里不妨谈一下古代西方星占家对于“行星”一词的用法。古人只知道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这在西方和中国都一样。西方人将此五个天体称为“行星”，中国古代则称为“五星”或“五纬”(古代中国人将行星称为“纠星”，恒星则称为“经星”)。但西方古代星占家有时也将日、月两天体都包括在“行星”一词之内，这显然是因为这七大天体都是相对于恒星背景不断运动之故；与这一意义相对应的措辞，中国古代也有，即所谓“七政”。五星与七政，总是古代星占学家特别重视的对象。

    这里还可以顺便看一下五大行星名称在西方古代星占学中的演变。先列表如次：

    金木水火土迦勒底名IshtarMardukNeboNinibNergal希腊名AphroditeZeusHermesAresCronos罗马名VenusJupiterMercuryMarsSaturn今日全世界通用的西文名称，就是上表中的最后一行，来源于罗马人的神话。表中所有的星名，其实全是三个民族神话中的神名，其中有些我们已在前面多次提到。而且，各民族神话虽不同，但各星对应的神却有着非常类似的身份和使命，比如马杜克、宙斯、朱庇特(Jupiter)在神话中都是众神之王，而伊什塔尔、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维纳斯(Venus)都是爱之女神，等等。

    四、万事前定与否?

    随着星占学理论的发展，它的内容也就更难单纯一致，相互对立的观念也逐渐各自登场。据说早在公元前3世纪，希腊化世界的星占学就有了不同的两派：一派主张，人间万事都是前定的(predetermined)，而行星天象就是对后来必然要发生的事件的预告，这可称之为“万事前定派”；另一派只承认人间万事中有一部分是前定的，还有一部分则未经前定，因此人们至少还有一些操控未来的余地。而这样的话，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你如选择不当，在此时此地做某件事会招灾惹祸；而如选择得当，在彼时彼地做同一件事却会大吉大利。

    这后面一派可以称为“非前定派”。由于这种非宿命论的观点，保留了人的主观努力的有效性，当然容易导致较为积极的人生观。因而大体上来说，“非前定派”的星占学理论更受欢迎一些。顺便指出，在古代中国，星占学家几乎从不持“万事前定”的观点。宿命论的观点在笃信“天人感应”的古代中国人那里很少有市场。

    按照“非前定派”星占家的观点，则操控分娩过程、选择婴儿降生时刻就成为关系到这婴儿一生祸福的大事情了。前述亚历山大大帝身世传奇故事中就有这样的情节，这在那个时代可能是较为风行的做法。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那时的星占学家并不仅仅依据别人告诉他的婴儿出生时刻去排算一份算命天宫图就算了事，他往往还需要根据孕妇的预产期，事先排算好一系列的算命天宫图，由此看出哪些日子、哪些时辰分娩是吉利，哪些日子、哪些时辰分娩则大凶，再进而去指导产婆(有时很可能就是星占学家本人充任——不要忘记“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教导，医生必须懂得星占学!)，帮助产妇操控分娩过程，力求趋吉避凶，尽量降生一个一生幸运的婴孩。

    不过，也不要以为，在这种降生时刻选择术前面——假定在选择的大吉时刻生下的婴孩后来果然一生幸福——“万事前定派”星占家就会甘心认输。主张“万事前定”的人可以争辩说：产妇在分娩时能碰到这样一位星占学家，帮助她选择了大吉的分娩时刻，而产妇也恰好能在这一时刻将婴儿生出，……这一切的一切，本身就都是前定的!对于伪科学来说，要想借用科学逻辑去驳倒它往往是很难的，当然更不必指望靠另一种伪科学去驳倒它了。

    五、从希腊东行

    随着希腊化世界与东方各民族的交往(特别是战争、贸易和政治联盟之类)，希腊化世界的星占学也继续东行，影响到东方，与中亚伊朗高原的文化发生接触。下面就是一个有关的例子。

    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Ⅰ，公元前1世纪，与塞琉古王朝的同名君主并非一人)是个小国之君，先前曾与庞培(Pompey)为敌，后来在庞培与安东尼(Antonius，继恺撒之后成为“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爱人)的内战中却成为前者的盟友，曾击退过安东尼的进攻。安条克一世虽只是一个不很著名的国王，却在海拔7000英尺的山巅中有一座巨大的陵墓。墓上有着反映那个时代星占学信仰情况的精美浮雕。在这些动人心魄的浮雕艺术中，希腊与伊朗的诸神已合为一体：太阳神阿波罗(Apollo)，即密特拉(Mithra，密特拉教所奉的主神)，希腊的火星神阿瑞斯(Ares)则是海格立斯(Hercules)，宙斯成了奥罗梅特斯(Oromazdes)。陵墓西侧高坛上另有一幅巨大浮雕，描绘出一只在星空中的雄狮——木星在头部，水星在中腰，火星则在狮尾。这浮雕被认为是一幅算命天宫图的图示，该天宫图的日期是公元前62年7月6日，这天正是安条克一世靠庞培之力重新复位加冕之日。

    希腊化时代的星占学，又几乎被罗马人全盘继承。在罗马帝国时代，这种希腊—拉丁化的星占学又向波斯传播，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密特拉教(Mithraism)的僧侣们有关。再稍后，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化星占学又对印度产生了很大影响，黄道十二宫的概念就是这样传入印度的；印度星占家有时同时使用两套星座名称，一套是希腊语的音译，另一套则是梵文的意译。有人甚至猜测，希腊化的星占—天文学有可能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传入中国。尽管由于亚历山大远征的激励，希腊文化经过中亚、印度而传入中国，确有其事(比如从佛像上反映出来的雕塑艺术就是一例)，但就星占学而言，迄今为止却还未发现希腊影响中国的确切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