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外国篇
第40节 星占学与天文学及气象学之关系(2)
三、彗星
彗星在中世纪的欧洲，是迷信的对象，是谣言的契机，是恐怖的来源，是“世界末日”的宣示者……。然而正是由于它在人们心目中是如此神秘可怕，才使星占家们怀着战战兢兢的敬畏之心，非常详细地记录、描述了彗星的出现，从而为现代天文学研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数据。比如著名的哈雷彗星，以前人们经常称道它在历史上的32次回归都可在中国古籍中找到记载，不禁叹为观止。其实在西方古籍中，也记载了它的30次回归(从公元前467年起，共32次，但其中公元前391年与公元前315年2次缺失)。
我们前面曾提到一位绰号“天文学家”的作者为法国国王路易一世所写的传记，这位作者获得“天文学家”的绰号是因为路易一世向他垂询了公元838那年出现的彗星——这颗彗星正是哈雷彗星的回归。这位“天文学家”在他的《笃信者路易传》中记述了这次彗星出现和法王的惊恐：
在复活节的圣日里，一个通常是灾祸的朕兆出现了。国王平时就很留心这类天象，一见这颗星，立刻失却安宁。他对我说：这是要改朝换代，君主升天了!他召集大主教们来，征求他们的意见，有人告诉他应该多多祈祷上苍，并建造礼拜堂和修道院。国王采纳了这些建议并付诸实行，但是三年后仍然龙驭上宾了。
这位“天文学家”对这次彗星的记述，被法国学者认为是法国历史上对哈雷彗星的首次记载。
公元1036年，诺曼公爵威廉渡海征服英国时，哈雷彗星恰恰又回归出现。这颗彗星被认为是引导诺曼公爵进军的胜利之星，而对于战败失国的英国国王哈罗德(Harold)来说，则是一颗不折不扣的大灾星。相传诺曼公爵的夫人专门为此织了一块挂毡，即著名的“巴耶城挂毡”(Bayeux Tapestry)，至今仍保存在博物馆中。挂毡全貌如图14所示。图14公元1066年的哈雷(Halley)彗星。(“巴耶城挂毡”，相传出于诺曼公爵威廉William的夫人之手。)图上方中部，就是那颗彗星，正在向哈罗德国王的城堡而去。图左侧，臣民们因目睹这颗彗星而大为惊讶；右侧是哈罗德国王在他的城堡里，正倾听着星占学家向他陈述这一不吉的天象，以及由此而来的灾祸——国王显得惊恐不安，忧惧无计的样子。
彗星的出现几乎总是被人们将之与各种历史事件(特别是不幸事件)联系起来，彗星也因此而得到较为细致的记录和描述。例如，先后于公元1315、1337年出现的两颗彗星，被认为与黑死病的流行肆虐有关。而公元1456年那年的哈雷彗星回归，被认为是上天为基督教的大灾难而表现出的愤怒。这大灾难已发生于三年之前：土耳其大军于1453年5月29日攻陷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末帝君士坦丁十三世(Constantinus )死于乱军之中，拜占庭帝国从此灭亡。这座号称“不朽之城”的千年古都，自从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I the Great)于公元330年定都于此，经历了80位君主，共1123年之久的辉煌历史，至此宣告终结。当1456年5月27日大彗星出现时，因君士坦丁堡陷落而产生的种种谣言正在欧洲风传，引起巨大的惊恐。传说圣索菲亚(St.Sophia)大教堂已被改为清真寺，而所有的基督徒都已被绞死或遭奴役，等等。这时哈雷彗星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恐惧之感。据记载，当时它的彗尾之长，竟横亘了黄道上两宫之广(即长60°)；整个彗星金光灿烂，状如烈焰。人们认为这体现了天神的愤怒，担心战争就要临近了。当时的罗马教皇号召一切信奉基督教的君主合力共御伊斯兰教的侵略，并要求所有的信徒热烈祈祷。
出于星占学的考虑，而对彗星予以特殊的重视，这种传统源远流长。中世纪结束之后，这一传统仍在欧洲保持了很长时期。我们在下一章就将看到，现代天文学的成长和确立，竟然从这一古老传统中受赐良多呢。
四、星占学与气象学
古代“星占气象学”的思想，源远流长。我们在前面谈古希腊星占学时，曾提到阿拉图斯(Aratus)的长诗《天象》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天象学》，两书中就有这种学说。在中世纪晚斯，这种学说进一步精致起来。对气候、气象进行预测和预报，成了星占学非常重要的用途之一。
由于气象预报与农业生产有直接的关系，被视为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大事，因此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进而出现了所谓“星占气象学家”。据研究，英格兰最早的星占气象学家之一是约克的罗伯特(Robert)，生活于14世纪上半叶——他可能于1345年死于那场可怕的黑死病。罗伯特在1325年出版了一部预测气候、气象的书。在书中，他从古希腊“四元素”之类的学说出发，通过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对地球气候的影响，推论出一些气象预报的法则。他预测预报的对象有雨、霜、雹、雪、雷、风、潮汐，还有地震、时疫，乃至战争、叛乱等。
又有莫利(William Merlee，有时拼作Morley)，是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学者，死于1347年。他不仅是一位星占气象学家，还被认为是首次作了详细天气记录的英国人。他作这种记录长达七年，利用这些记录，他编纂了一本包括12章内容的气象学著作，其中还辅之以他从农夫、水手等处获得的气象资料。这类著作当时在欧洲大陆上也有出现，比如乌尔茨堡的恩诺(Enno)，也出版过一部与莫利十分相似的著作，里面预测大雪、狂风之类的气象。
这种“星占气象学”的思想和著作，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仍有延续，我们在后面还可以看到有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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