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外国篇
第48节 中亚及波斯
接下来是比鲁尼(Bīｒūｎī)的时代。他公元973年出生于花拉子模的比鲁尼(今为乌兹别克一城市)，即以出生地得名。他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所产生的最富于创造性而且学识最渊博的学者”(希蒂语)，生平撰写了约146部著作，估计手稿当有13000页左右，流传下来的著作有22部。他长期活动于中亚诸王国，接受王室的资助和供养，从事研究和写作生涯，直至1050年后才去世。自述80岁后失聪失明，仍在助手协助下写作不止。
比鲁尼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关于星占学及天文学的。1030年他写了《天文学与星占学原理》(alQāｎūｎａｌMas‘ūdi alHay’ah walNujūm)一书，是对整个天学体系进行综述的。同年又写成《星占学入门解答》(alTafhīｍilAwāil S·inā‘at alTanjim)，这是关于星占、天文、算术、几何的简明问答。
他还写过一部有名的《古代遗迹》(althār alBaqiyah‘an alQurūn alKhāliyah)，主要讨论古代各国的历法和纪元，颇受后人重视。但是他的《印度》(India)一书价值更大，这是他去印度游历后写成的，书中详细介绍了印度文化，成为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著作。
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与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也出现了一些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里我们略举其中与天学关系较密切的两位为例。一是昂沙·迈阿里(OnsoralMaāli，约1021～1101)，他是一位王子，有的史料说他本人也曾在中亚山区当过小国之君。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物，通晓宗教、星占、历史、文学等各科知识，以及贵族子弟应知应会的骑射、格斗、狩猎、礼仪等事。晚年时他写下一部教子之书《卡布斯教诲录》(Qābūs Nāmeh)，有“伊斯兰文明的百科全书”之誉(当然未免有些夸张)。书中全面论述了一个王子应该具备的学养以及为君之道，堪称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星占学被列为应该通晓的重要常识之一，在书中有不少论述，摘引几则如下：
天文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对未来的预测总是正确无误的。而这一点，任何人都难以做到。总之，学习天文的目的是预卜凶吉。研究历法也出于同一目的。
必须首先熟悉星辰的运行情况，才能从中观察到某人的出世，和预测人事祸福。应去了解：吉凶、吉凶程度、吉凶所属；……那些与吉凶祸福、黄道带有关连的星辰；能确定行星和恒星运行轨道的星辰；以及福星的亮度、灾星的暗度；天空中沟壑的深度、屏障的高度；太阳光的灿烂程度，以及它在运行时的变化。
可以通过观测月球和星辰，了解吉兆与凶兆，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这些星球的变化，可以了解到人的生命存在的情况及其生命的长短。不论生命的延长缩短，都会从天体的运行中反映出来。
但是当谈论人们的诞辰时——据我的老师说——不应看从母体分开的时间，而应看种子出现的时间，即卵子受精的时间。……穆圣先知(愿他有福和安息)曾说道：“幸福者是因在母腹中得福，不幸者是因在母腹中得祸。”
这与欧洲流行的生辰星占学没有什么两样。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阿拉伯星占学—天文学最主要的来源是希腊，因此它与欧洲人的星占学是同出一脉的。
我们要谈的下一位多才多艺而又与天学关系密切的伊斯兰学者名声更大。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约1048～1131)，出生于呼罗珊，他出生时西亚正归属在塞尔柱(Seljuk)突厥人庞大而松散的军事帝国版土之内。他早年为人作家庭教师，生活清苦，但热衷于研究天文历算。虽在战乱之中，仍写了几种关于算术及音乐的小册子。1070年左右，他时来运转，先是受到撒马尔罕(Samarkand，今属乌兹别克)当地统治者的庇护，写了代数学著作《还原与对消问题之论证》(Risāla filbarāhīn ‘alā masāil aljabr walmuqābala)，流传至今。接着应塞尔柱苏丹(塞尔柱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之邀，前往领导伊斯法罕(Isfahan，今属伊朗)的天文台，并负责进行历法改革。他在那里工作达18年之久，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安逸的一段岁月。后来苏丹去世，新君继位，对于资助学者、推进学术不感兴趣，欧玛尔·海亚姆说服无效，只得带领门徒离开天文台。
波斯地区自古使用纯阳历，萨珊王朝将阳历定为官方历法。自阿拉伯人征服此地后，又推行伊斯兰教的纯阴历。塞尔柱苏丹希望将阳历改造，以便得到一种更精确的历法。欧玛尔负责改历后，提出平年365天、每33年中安排8个闰日的方案；从理论上说，这个方案中的回归年长度比现行的公历还要精确。但是随着苏丹的去世，改历之事也夭折了。
欧玛尔在伊斯法罕还主持编算了一部《历数书》(Zīj Malikshāhī，系以塞尔柱苏丹之名命名，故亦有译作《马利克沙天文表》的)，如今只传下一小部分，包括黄道坐标表、100颗最亮星表等。此外他还研究了开高次方根、用圆锥曲线解三次方程等问题；并研究《几何原本》，尝试对“平行公设”(即“第五公设”)加以证明——当然没有成功。这些内容保存在他传世的代数学著作中。
但是使欧玛尔·海亚姆的名字在后世几乎传遍全世界的，既不是历法改革，也不是代数研究，却是他的“四行诗”。这是一种抒情短诗，优美异常，在他身后不久就享有盛名。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有年代最早的手抄本(1208年)，共252首；而归在他名下的波斯文诗集则多达1069首。据现代学者考证，真正出于欧玛尔之手的不过百余首。1859年，英国诗人杰拉尔德(E.F.Gerald)将其中75首译成英文，取名《四行诗集》(Rubáiyát of Omar Khayyam)，立刻风行全世界，迄今已有数以百计的版本。他的诗已被公认为世界文学的瑰宝，成为古代波斯文学的骄傲。他的诗集在中国以《鲁拜集》(郭沫若译本，1923年)和《柔巴依集》（黄杲炘译本，1982年)的名称广为人知，这两种译本都是据EF杰拉尔德英译本转译的。在这些优美动人的四行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作为一位专业的天学家，总是免不了要谈谈星占算命之类的话题：
你想，在这门前便有日夜交替，
已经凋敞破败的队商客栈里，
一个个苏丹如何在荣华之中
守到他命定的时辰，就此别离。《柔巴依集》，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6、19页。
诗人也没有忘记咏叹那次他负责进行的历法改革工作：
啊，可人们不是在说，我的演算
重排了岁月，使历法更为完善?
啊，不，这只是从历书中勾销了
未生的明天，以及已死的昨天。《柔巴依集》，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6、19页。
这些短诗为欧玛尔带来巨大声誉，以致将他当年的天学掩蔽得少有人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