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运动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讨论。第一阶段大致始于公元8世纪中叶，主要中心在巴格达。这是阿拔斯王朝大体完成扩张，“天下底定”后偃武修文、鼓励学术的重要举措，特别是阿拔斯朝第七代哈里发麦蒙(公元813～833年在位)统治期间，提倡推行甚力，由此开启了所谓“百年翻译运动”。本来阿拉伯学者的翻译活动早在倭马亚王朝时就已发端，但那时多为个人事业，零星进行，没有什么计划；至麦蒙时乃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事业，由政府资助，有计划地大规模进行，与前朝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些鼓励学术的政策措施，如“智慧宫”之设、译书之举等，也开创了功德无量的良好传统，为此后各个哈里发王朝所继承。

    阿拔斯朝译书之初，特别侧重于波斯古籍。这是因为阿拔斯朝之推翻倭马亚王朝，主要依靠了波斯人的力量；后来麦蒙与其异母兄弟争位而致内战，也是依靠波斯人的支持而获胜的(此时波斯早已归于阿拔斯王朝版图了)。当时朝中波斯人遍踞高位，他们也热心促成波籍古籍之译成阿拉伯文，这样可以由宣扬波斯文化而提升自己的地位。当时译出的波斯古籍中，以文学、历史方面为多，星占学方面的较少，但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一个例子(即《帕拉维历表》)。

    译自印度的星占学著作，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过的一部《悉檀多》。当时(公元8世纪下半叶)印度天学早已进入“希腊时代”数百年之久，在印度本土天学成分存在的同时，希腊天学成分相对来说占据主导地位，这部《悉檀多》应该也不例外。由于“悉檀多”只是“历数书”之意，并非专名(但许多讲述阿拉伯学术史的书不明此点，乃据原文Siddhānta将书名译成《欣德罕德》，不免使人莫名其妙)，所以此书原本为何书、属印度天学“希腊时代”五大派中哪一派等问题，都还不知其详。此外，这一时期还译了许多印度的文学书，这里不必详述。

    如果说翻译《悉檀多》开创了阿拉伯人的天文星占之学的研究，那么当古希腊的星占学、天文学著作被译介进来之后，阿拉伯天学的基础才得以奠定。阿拔斯朝从希腊文翻译天学著作最早的一批翻译家中，必须提到巴特里奇(Ibn alBat·riq)，他生前未及目睹麦蒙统治时代的学术盛况，但托勒密的《四书》却是由他译成阿拉伯文的——这无疑是阿拉伯天学的奠基之作。约略与此同时(公元800年左右)，《至大论》的阿拉伯文译本也完成了。我们不应忘记，如今全球通用的《至大论》书名Almagest，就是一个经过拉丁文转写的阿拉伯名称。再稍后不久，托勒密的另一部著作《实用天文表》(Handy Tables)也被译成阿拉伯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行星假说》(Planetary Hypotheses)一书，这是托勒密晚年的重要作品，书共两卷，希腊文古本只保存下第一卷，而至关重要的第二卷，则只是在阿拉伯文全译本中才得以保存。非常少为人知的是，这第二卷中不再沿用本轮—均轮体系，而是出现了许多实体的球(《至大论》中的本轮—均轮只是“几何表示”，绝无实体)，这里每个天体皆有自己的一个厚球层，各厚层之间又有“以太壳层”(ether shell)，厚层中则是实体的偏心薄球壳，天体即附着于其上。这里的偏心球壳实际上起了《至大论》中本轮的作用(在计算时)。托勒密晚年的这种行星运动模型，在总体风格和许多细节上都与中世纪阿拉伯天学家竞相设计的行星运动新模型十分相似，他在这个问题上对阿拉伯天学家的启发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学者看到中世纪阿拉伯天学家纷纷批评托勒密，并各自设计与《至大论》中不同的行星运动模型，就推断说在阿拉伯天学界存在着“反托勒密思潮”，未免有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他们“反”的只是托勒密早年在《至大论》中的行星运动模型。

    当阿拉伯人接触到托勒密的上述著作之后，他们的星占学—天文学水准很快就超越于波斯和印度之上。翻译原作之后，他们也开始了改编、模仿的工作。例如，法格哈尼编撰了一部《至大论》的纲要(公元850年)，对欧洲很有影响；又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巴塔尼的《历数书》，第一部分就是仿照《至大论》的格局，第二部分则仿照《实用天文表》。

    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著作，原著作从何而来呢?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与拜占庭的关系并不太好，后者被视为阿拉伯帝国“在西方的永远的敌人”，从倭马亚王朝时代双方就不断进行边界战争。但到了公元9世纪，双方关系缓和，和平共处，交通也通畅了。阿拔斯王朝的学者争赴君士坦丁堡等处购求希腊古籍。相传麦蒙曾亲自致函拜占庭皇帝，索求希腊古籍，得到许诺。拜占庭皇帝不止一次向哈里发赠送大批书籍。因此阿拔斯王朝的翻译家除了《四书》、《至大论》这些星占学—天文学著作，还翻译了大量其他希腊学术著作。

    上述翻译运动第一阶段中，阿拉伯人扮演主角是显然易见的。到了第二阶段，说阿拉伯人扮演主角就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了——第二阶段中的翻译家主体是欧洲人，但是他们译的许多书是阿拉伯文著作。这一阶段的主要中心是西班牙的托莱多(Toledo)城——前面提到的《托莱多天文表》即因此城得名。

    西班牙的托莱多城本来就是西欧的宗教文化中心之一，后倭马亚王朝统治期间，它又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重镇。公元1085年它被基督教的西方“收复”，但西班牙半岛上的穆斯林王国依然长期存在(穆斯林的最后一个重镇格拉纳达直到1490年才投降)，这使得托莱多，以及另一座名城科尔多瓦(Cordoba,1236年“收复”)，成了西欧学者吸取伊斯兰学术养料的学堂。大批学者纷纷赶往托莱多城，从事拉丁语的翻译活动。

    公元9世纪的巴格达是阿拉伯的“翻译院”，而公元11世纪的托莱多则是拉丁西方的“翻译院”。这里盛况空前的翻译活动有两大特点：一、翻译活动始终得到基督教会的资助；二、翻译的作品中，主要是希腊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其次才是阿拉伯原著和希腊语原著。这一时期有名的译者甚多，此处只能略举若干人如下：

    从事将阿拉伯文著作译为拉丁语的：

    约翰尼斯·希斯巴纳斯(Johannes Hispanus)

    赫曼纳斯·达尔马拉(Hermannus Dalmala)

    杰拉尔德(Gerard,克雷默纳的)

    阿德拉德(Adelard,巴思的)

    威廉(William,孔契斯的)

    罗伯特·雷廷斯(Robert de Retines)

    赫尔曼纳·阿历曼纳斯(Hermanne Alemannus)

    布莱修斯·阿曼甘特斯(Blasius Armegandus)

    阿诺德(Arnold，巴塞罗那的)

    埃吉休斯·特里巴迪斯(Egidius de Trebaldis)

    柏拉图(Plato，提沃里的)

    约翰(John,塞维利亚的)

    从事将希腊文著作译为拉丁文的：

    巴托罗缪(Bartholomew,墨西拿的)

    勃艮第奥(Burgundio,比萨的)

    犹杰努斯(Eugenius,西西里的)

    阿德密勒尔(Admiral,西西里的)

    在这一时期中译为拉丁文的阿拉伯文星占学—天文学著作(希腊的和阿拉伯人的)数量非常可观，这里只能略举其重要者：

    托勒密的《四书》，由提沃里的柏拉图译出(拉丁书名Quadripartitum)。

    托名于托勒密的《金言百则》(我们前面曾和《四书》一起谈到过)，由塞维利亚的约翰译出。他还译了马沙·安拉、阿尔布马扎等人的星占学著作。

    《至大论》，1175年由克雷默纳的杰拉尔德译成第一个拉丁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两部与天学有关的著作也由克雷默纳的杰拉尔德译出：《天象学》(Meteorologica，以往常译作《气象学》，不准确)、《生成与毁灭》(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巴塔尼的《历数书》，最先由英国人雷蒂尼西斯(R.Retinensis，又名Cataneus)译为拉丁文，但已佚失。稍后又由提沃里的柏拉图译出，但他的译本出版时用了《星的运动》这一书名，再版时又改成《星的科学》，都大失原意。

    这些阿拉伯著作译成拉丁文之后，给西方的星占学注入了新颖的内容。关于阿拉伯星占学—天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及它与周边诸文明中天学的承传关系，我们可以由图19所示的方框图大致表示出来。图中没有箭头的线表示双方有着同时的双向关系；虚线表示关系比较弱；埃及、巴比伦、波斯之所以被置入阿拉伯的大框内，是由于它们都在“伊斯兰征服”之下归于阿拉伯帝国的版图了；又由于图19是以阿拉伯为中心的，所以埃及、巴比伦、波斯三者虽然曾经与希腊—罗马关系密切，但不在我们现在所论的时间范围之内，可不必反映。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图19仅仅是一幅大致的示意图，不可能巨细靡遗，省略许多细节是不可避免的。

    图19阿拉伯星占学—天文学的历史地位和承传关系。无箭头的线表示有同时的双向关系。

    最后，我们或许已经可以感觉到，在阿拉伯学术中，星占学—天文学(我们在行文中有时也简称之为“天学”，以区别于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何以会如此?下面是一种解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1)，“译校者序言”，第5～6页。

    阿拉伯人原来索居广漠，游牧为生。白天酷热，活动多在夜间和早、晚。万里黄沙，莫辨东西，全靠观察星象来指引方向。伊斯兰教兴起后，各地穆斯林每天按时作五次礼拜时，必须面对麦加卡尔白(天房)，白天靠太阳，夜晚察星位，才能确定卡尔白方向。因此，穆斯林十分重视星象学。

    当然，人们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第八章文艺复兴：星占学盛极而衰第八章文艺复兴：星占学盛极而衰

    这个时代虽是伟大发明、发现和新科学概念兴起的世纪，但同时也是浮士德(Faust)和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当时法国著名的星占学家，详见本章第二节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