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外国篇
第53节 星占学的“第二黄金时代”
“文艺复兴”这一被人们无数次使用的词汇究竟何指，首先在时间上就很难明确界定，谁也无法说清文艺复兴具体开始于哪一年。而且，文艺复兴运动最先出现于意大利，再逐渐向全欧洲扩散，但它究竟算在哪一年到达了法国、德国或英国，同样难以确认。不过只要记得这是一个在中世纪之后、现代世界到来之前的万象更新的伟大时代，对于阅读本章来说也就够了，何况论述年代有时还需向后延伸。
星占学的“第二黄金时代”
文艺复兴带来了星占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与希腊化时代相比，这一次的盛况又大有过之；由于年代较近，留下了更丰富更全面的有关史料。然而从表现方式来看，星占学的两次黄金时代虽然相隔千年，却颇有相同之处，都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君王贵族等上流社会人物普遍沉迷此道；二是都出现了将第一流天文学家与第一流星占学家一身二任的代表人物——在希腊化时期是托勒密，在文艺复兴时期是第谷和开普勒。
一、君王、贵人和星占学
先看意大利的情况。那时，每个君主的宫廷里几乎都有星占学家充当顾问，为大小事务出谋划策。在佛罗伦萨等“自由城市”中，也有市政府正式任命的星占学家。在大学里，从14世纪起就任命了星占学教授。罗马教皇们，除个别例外，都迷信和依赖星占学。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Ⅱ)加冕和返回罗马的吉日是星占学家为他推算的；著名的利奥十世(Leo Ⅹ)则认为在他任教皇期间星占学大为盛行是他的荣耀，并有一位星占学家为他“讲解过去年代极端隐秘的或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事情，而且几乎每天都正确无误地预言任何潜伏的未来事件——事后都得到事实的验证”；而教皇保罗三世(Paul Ⅲ)则“在星占学家为他定出时间之前是从不召开枢机主教会议的”；还有的教皇甚至连接见宾客的时辰也要由星占学家为他推算好。按照布尔克哈特(J.Burckhardt)的说法，在星占学盛极一时的年代，意大利的贵人们几乎家家户户都雇着一位星占学家，只不过“不一定能够保证他吃得上饭”——就是说有时候薪金很低。
君王们迷信星占学，在其他各国的情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举行加冕典礼的吉日，就是由星占学家迪(John Dee)用星占学理论为她推算择定的。后来出现了1577年的大彗星，引起普遍的惊恐，女王又将迪召去垂询。而法王路易十四(Louis )听人报告说英国国王信仰星占学之后，就自作聪明地任命一位星占学家作为驻英特使；不料这位特使道行太浅，竟至有辱君命——在一次赛马中英王要他预言赢家以供选择，结果他预言失败，只好奉召回国去了。
与各国君王相比，王公大臣等贵人们对星占学的热情似乎更大。1524年有所谓“日月五星会聚双鱼宫”的罕见天象，据说预兆了又一次《圣经》中所说的那种大洪水，一位修道院院长就特地到山上去盖起房子，储备给养。英王的国务大臣史密斯(T.Smith)为星占学耗费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致“如果不想到星占学，几乎就夜不能寐”。另一位国务大臣则请星占学家为他排算了算命天宫图，他临终遗言说：星占学家对他一生事件的所有预言最后全都应验了。就是名垂千古的大科学家牛顿，年轻时也曾买过至少一册关于星占学的书；而据现代学者对牛顿的研究，他晚年热衷于研究的学术，除了神学、年代学、炼金术等等，还有一项就是“预言书”——这类书籍十之八九都与星占学有关，后面我们就要谈到这一点。
要说到这一时期各方面著名人物之热衷于星占学，例证极多，兹再述几则以见一斑。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顿(P.Melanchthon)笃信星占学，相传有一种托勒密星占学著作的注释本即出自他之手；他除了理论上的兴趣，还进行星占学的实践，有一件逸事说，他为友人的六岁孩子排算了算命天宫图，预言此子将成英勇斗士而“臻于崇高之精神境界”；然而这孩子其实是女孩，于是传为笑谈。当时请星占学家推排某人的算命天宫图，往往要隐瞒一些要点(最常见的做法是用假名)以考验星占学家的“道行”深浅如何。培根(F.Bacon)在《论说文集·论预言》中记述他在法国时听来的故事说：法王亨利二世的王后曾将法王生辰用假名请星占学家推排算命天宫图，星占学家预言此人将死于决斗中，王后闻之大笑，心想还有谁敢向国王挑战或寻求决斗?后来法王与其卫队长比试驰马枪技——从中世纪起这就是西欧武士的传统决战方式：双方各自骑马相向急驰，在交会的一瞬间用长枪设法刺伤对方或将对方击下马去，如未分胜负则再驰马重来一回合，直至分出胜负；当双方实力相当时，长枪的木柄经常会在交会瞬间因冲击而折断，谁知卫队长的长枪折断时一根木刺刺入法王的面甲缝中(那时武士从头到脚皆有铁甲遮护)，法王竟然真的就“龙驭上宾”了。培根记述此事并非偶然，因为他有一种想法，觉得当时的星占学与炼金术两者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再如法国大哲学家、大数学家笛卡尔(Descartes)，有时也谈谈星占学，相信是“天使”使日月星辰运行不息。一般来说，政治人物对星占学的迷信要更重一些，法国那位大权独揽的铁腕人物、大名鼎鼎的首相黎塞留(Richelieu)，就长期把星占学当作施行内政外交的工具，据说他召集的各种会议上，总是有一位星占学家出席。
星占学之所以盛行一时而且深入人心，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当时人们的“迷信”或“愚蠢”(像许多普及性读物中经常说的那样)。比较可信的解释是：直到那时为止，人类仍未能对客观物质世界达到足够程度的了解；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仍有大块的基础性空白(比如，是什么机制使得天体运行不息?……还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星占学作为一种宇宙观、一种知识体系或解释系统，尚未能被有效地替代。托马斯(KThomas)说：K托马斯(KThomas)：《巫术的兴衰》，芮传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20～121页。
占星学说乃是有教养者对于宇宙及其作用的构图。……它必须有生理学因而也就是医药学的知识。它谈到了星辰对于植物和矿物的影响，因此就形成了(?)植物学和矿物学。心理学和人种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以占星学问为前提。占星术在宗教改革时期比在中世纪更甚地渗透到科学思想的一切方面。它并不是一种小范围的学问，而是教育人们的整个知识结构中的一个基本方面。
而且，从人类知识积累和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星占学确实起过相当的积极作用：
在不存在任何对立的科学解释体系——尤其是社会科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情况下，没有其他现成的思想主体(宗教除外)为光怪陆离的人类事务提供如此包罗万象的解释。同时，医学、生物学和矿物学等科学也没有发展到足以肯定和完全了解自然界的程度。这就是占星术所填补的知识空白，它促使人们试图了解普遍的自然规律。《巫术的兴衰》，第163～164页。
星占学和星占学家在那个时代欧洲社会中的地位，由此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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