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第谷(Tycho)的宇宙模型(1588)。日、月绕地球转，行星绕太阳转。地心体系。

    第谷对星占学的兴趣，早在少年时代就已表现出来——那时对钻研“天上的学问”有兴趣的人几乎不可能对星占学置之不理，牛顿年轻时(他比第谷小41岁)去买星占学书籍，也是同样道理。第谷还在莱比锡求学时，就为一位教授推排过算命天宫图。20岁那年他在罗斯托克，适逢一次月食(1566年10月28日)，他推算后宣称：此次月食兆示着土耳其苏丹苏莱曼(Suleiman)之死(那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如日中天，基督教欧洲仍面临着它扩张的阴影)，不久果然传来苏丹的死讯。但是后来人们知道这位80高龄的苏丹其实是死于月食发生之前。不过按照星占学的某些原则，第谷这次预言不能算失败。

    1574年第谷在哥本哈根大学作题为《论数学原理》(De disciplinis mathematicis)的演讲，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星占学文献，他在其中阐述了他的星占学观，这部分内容受到许多现代学者的注意。他认为星占学与神学并无冲突，《圣经》只禁止妖术，并不禁止星占学。对于星占学的各种各样反对者，他认为“惟一有真才实学的”是皮科(Pico)伯爵(米兰多拉的)，因为皮科伯爵试图从根本上驳倒星占学。然而第谷接着又指出：不幸伯爵之死却恰好证明了星占学的正确——有三位星占学家都预言火星将在一个时刻威胁伯爵的生命，而伯爵竟真的死于此时(1494年11月17日)!

    第谷在这篇著名演讲中也强调了“哲人主宰星辰”的传统观点，他用那个时代流行的夸张语调向他的听众们说：

    星占学家并未用星辰来限制和束缚人的愿望，相反却承认，人身上有比星辰更崇高的东西。只要人像真正的人、像超人那样生活，他就能依靠这种东西去克服那带来不幸的星辰影响。……上帝将人塑造成这样：只要他愿意，他自己就能战胜星辰的影响。《第谷传》，第28页。

    这就是说，人的命运虽可通过分析星辰运行来揭示，但这一命运并非绝对不可变更，人的意志和自身努力就有可能改变它。第谷认为上帝当然也能改变人的命运，“如果上帝愿意的话”。这种非宿命论的星占学观，听起来较为合理，也更容易使他的星占预言常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的天文学著作中，大都有谈论星占学的内容，第谷的著作也不例外。1573年的《论新星》(De nova)中就讨论了1572年超新星的星占学意义。在讨论1577年大彗星的德文小册子中，他也用了很大的篇幅着重论述大彗星出现所具有的星占学意义。此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书信交流仍是那时学术交流最主要的途径之一)，他也很认真地讨论着星占学，他致贝洛(H.Below)的长信就是一个重要例子。

    1576年，丹麦国王将位于丹麦海峡中的汶岛(Hveen，地理纬度56°)赐与第谷，并拨巨款令他在岛上修建宏大的天文台和大量天文仪器，同时兴建的还有仪器修造厂、印刷所、图书馆、工作室和舒适宽敞的生活设施。从此他如鱼得水，大展宏图，他在此工作的二十一年间，汶岛上天文台之宏大壮丽、天文仪器之精良、天文学成果之丰硕，驰誉全欧，冠绝当时。王室对天文学的资助达到如此盛况(资助慷慨，且又得人)，可以说在历史上空前绝后，仅此一例而已。这件盛事此后被历史学家谈论了四百余年，直至如今，第谷在汶岛时的工作和生活仍令天文学家们艳羡不已。

    不过，第谷在汶岛上从事他的天文学伟业期间，还要为丹麦王室提供一些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作星占预言。例如，他为丹麦国王的三位王子分别推排了算命天宫图，这三份装帧华美的文件原本至今仍珍藏在哥本哈根的丹麦王家图书馆中。这种文件实际上是一份冗长的报告(有两份都长达300页)，先是王子降生时刻的日、月、五大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图示，接下来是各种计算和详细论证；这些内容都是拉丁文写成，但是最后的结论部分还要再用德文书写(据说是为了照顾王后的阅读)。例如，在为克里斯廷(Christian)王子所作的星占报告书中，第谷预言：

    王子的童年将平安度过，因为金星处在有利位置上；尽管由于水星位置略为欠佳，会使王子在出生后第二年染上小病，但有惊无险，并不严重。从12岁起王子将染上起因于黑胆汁(black bile)的较为严重的疾病。29岁那年王子必须在健康和尊严两方面都特别小心。56岁那年是一大关口，因为太阳和火星都不怀好意，金星对此无能为力；倘若王子能够度过这一劫难，他将会有幸福的晚年。引自J.A.Gade:The Life and Times of Tycho Brahe,Oxford Univ.Press(1947)，p.79.

    不过，第谷在每份报告后面都要强调指出，他的预言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上帝根据自己的心意可以改变一切”。

    一些历史学家相信，第谷的星占学活动很可能真对那个时代北欧的政治形势产生过实际影响。第谷曾为古斯塔夫(Gustave Adolphe)作过星占预卜，他预言这位瑞典王室的支系后裔将会成为瑞典国王。在他去世之后十年，此人果真登上了瑞典王位。据17世纪的历史学家记载，正是第谷的星占预言鼓动了王室支系的勇气，使他们下决心去夺取在嫡系手中的王位。

    在那位慷慨资助第谷的丹麦国王去世之后，新王对第谷的恩宠日渐消减，无意于继续资助他，最后他在汶岛长达二十一年的“天学蜜月”终于黯然结束。他不得不前往布拉格，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资助，可惜他才安顿下来一年多，竟以54岁的有为之年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但是他总算来得及在去世之前做成了一件他自己根本无法想像其重要性和历史意义的大事——他将一位29岁的年轻人召来成为自己的学生兼助手，这年轻人就是已经显露才能但尚无地位的开普勒。如果没有第谷，没有他遗留给开普勒的大量精密观测资料，就不会有日后的行星运动三定律(1609、1619)，也就不会有作为第一流天文学家的开普勒。不过作为著名星占学家的开普勒仍然会有。

    开普勒(1571～1630)，属于那种对神秘主义事物十分入迷的天才人物。仅就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这一项贡献而言，已经足以使他进入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况且他在光学、数学、天体引力思想等方面都还有重要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像他这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不和星占学发生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深深卷入当时与重大政治、军事形势有密切关系的星占活动，他作为大星占学家的声誉也正是由此而来。

    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中期，交战双方的军事领袖都是青史留名的人物。一方就是那位第谷预言他会成为瑞典国王的古斯塔夫(此时早已登上王位，称古斯塔夫二世Gustave Ⅱ)，他与法国结盟，并与德意志信奉新教的诸侯(勃兰登堡选帝侯与萨克森选帝侯)联合，攻入德意志西部和南部，连战连捷；另一方是著名的捷克贵族华伦斯坦(A.E.W.von Wallenstein)，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弗里德兰和萨冈公爵、最高统帅、大洋和波罗的海将军”。有趣的是，第谷为前者占卜，开普勒为后者占卜，这师徒二人分别为敌对双方的统帅占卜，而且他们对这两位大人物所作的惊人的星占预言，后来竟都得到验证。开普勒为后者所作的星占预卜尤富于戏剧性。

    图21神情忧郁的开普勒(Kepler)。在那个战乱、迷信和没有宗教宽容的年代里，他是理性新世界和宇宙和谐的呼唤者。

    早在1608年，有人来找开普勒，要他为一位“不想说出姓名”的贵族排算算命天宫图，并预测此人的未来。开普勒已经知道此人是谁，但并不说破，他推算之后作出预言如下：

    (此人)忧郁警觉，酷爱炼金术、魔法和通神术，蔑视人类以及一切宗教的戒律习俗，怀疑一切，不论是上帝所为还是人的作为。……因为月亮显得很卑劣，所以他的这些特征将变成为引人注目的缺点，他将受到那些和他打交道的人的蔑视，他将被看作是一个怕见阳光的孤独野人。他残忍不仁，目中无人，放荡淫乐，对下属严厉凶狠，贪得无厌，到处行骗，变化多端，他常常沉默不语，暴躁易怒，好争好斗。……成年以后，大部分恶习都将被磨去，而他的这些不寻常的品性会发展为坚强的办事能力。在他身上还可以看到争名夺利的强烈欲望，企求威严权势，因此他就会有许多强大的、对他不利的、公开和隐蔽的敌手，但他们大部分都将不是他的对手。……由于水星正和木星对立着，因此他将赢得声望，他将成为一个特别迷信的人，依靠这种迷信的方法他能把一大群老百姓笼络在自己周围，并被暴徒们推为首领。E厄泽尔(EOeser)：《开普勒——近代科学的兴起》，任立译，科普出版社(1981)，第79～80页。

    图22开普勒(Kepler)为华伦斯坦(Wallenstein)排算的算命天宫图。中心方框里注明出生日期：1583年9月14日；占辞中提到的月亮在第11室；木星在第1室，水星在第7室，正好相对。

    这个匿名来求星占预卜的贵族就是华伦斯坦，开普勒知道是他来求卜，他将华伦斯坦的名字用他自己的密码文字(这类密码文字是当时流行的作法，目的是既能暂时保密，又可“立此存照”)记在那份算命天宫图的原件中，可以证明这一点。

    16年后，这份天宫图又被送回开普勒手中，上面已有华伦斯坦的亲笔批语，这次他仍然匿名，要求星占学家为他补充未来命运的细节——他此时即将出任联军统帅。但开普勒拒绝这样做，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的命运全由星辰决定，“那他就还未成熟，他就还未将上帝为他点燃的理性之光放射出来”，或者说，他就是还未明白“哲人主宰星辰”的大道。不过此举并未破坏这位大人物对开普勒的好感，他依旧颇为慷慨地赞助后者的天文学工作，为他提供住宅和各种方便，让他安心编撰星表(以帝国皇帝之名命名，即著名的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令人惊奇的是，开普勒为这位统帅所作的星占推算中止于1634年，他不愿意继续推算下去；而偏偏就在这一年，这位统帅在达到他成就的顶峰——1633年底吕岑会战大获全胜，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战死——之后，因功高震主，受到猜疑而被解职，旋即遇刺身亡(2月25日)。人们似乎不能不承认开普勒为他推算流年恰好中止于这一年，是有预知未来之深意存焉。

    开普勒作为一个成功的星占预言家的声誉，早在多年以前就已建立。他的一生历经战乱和宗教信仰方面的麻烦，又不富有，因此不能不亲为稻粱之谋，他主要的谋生途径之一是编撰星占年历——一种很像中国古代历书(黄历)的出版物，我在下文另将谈到；这是那时非常风行的读物，所以颇能赚钱。开普勒在他的星占年历中对1618年作了这样的预言：春季“不仅气候，而且首先是行星的运行，都使人偏好争斗”。更奇怪的是，他精确预言了三十年战争爆发的时间：“肯定是五月里爆发”。事实是，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发生起义，群众冲入王宫，将两位钦使从窗口投入濠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掷出窗外事件”，三十年战争于是爆发。

    开普勒虽然有上述这些惊人准确的星占预言，但他显然是深信“哲人主宰星辰”这一古训的，甚或还有过之——他主张人们绝不可因星占预言而放弃任何努力，这可举一例以说明之。1610年，德意志处在内战之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被历史学家们斥为“神经不正常的”鲁道夫二世(Rudolph Ⅱ)，开普勒是他的“皇家数学家”——头衔虽然动听，薪水却经常拖欠。皇帝为了巩固自己日益缩小的权力，召来了雇佣军；而反对派则召来匈牙利国王(从理论上说他是皇帝的臣子)。交战双方都要开普勒为他们作星占预卜，这时眼看鲁道夫二世末日将临，但开普勒仍恪守臣节，忠于皇帝，为此他故意为皇帝的敌人方面作了不利的预言，想削弱他们的信心；同时，他警告皇帝的拥护者们：在作重大决策时必须将星占学完全抛开，他慷慨陈辞：《开普勒——近代科学的兴起》，第56页。

    我的意见是，占星术不仅应该从议会中清除出去，而且也应该从那些现在想给皇帝进言的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应该把它从皇帝视野里完全清除出去!

    这番话出自一位宫廷星占学家(那时星占学家—天文学家总是被称为“数学家”，开普勒当时的头衔就是如此)之口，该是足够发人深省了吧。不过他的忠告无济于事，不久敌军攻入布拉格，皇帝退位，并在这年冬天离开人世，见上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