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与家庭都是人生大事，其中不确定因素又很多，芸芸众生少不得也要为此去向“先知先觉”的星占学家请教，而在这类问题上，星占学家普遍“好为人师”，恰如托马斯所说，“微妙的家庭问题是星占学家们的无上乐趣”。

    在17世纪的英国，自由恋爱的风气看来已经开启，至少对下层民众是如此，因为有大量下层社会的青年女子去星占学家那里求教，或是想预知未婚夫的前景，或是请教自己应该如何对待现在的男友。例如，一个女仆问道：“是否应该答应现在求婚的男子?如不答应，应该答应哪种人?”另一位侍女问：“应该答应两个求爱者中的哪一个?”一位女织工想知道她的男友“是否像他应该做的那样爱我?”……这类问题，在利利的档案中记载着成百上千个。在别的星占学家那里也差不多，比如一个姑娘问福尔曼，向自己求婚的男子“是否真心”?等等。

    未婚先孕问题也常常促使女子去星占学家那里求助。如利利档案中1646年有一项记载是“一个女子(已因婚前性行为而)怀了孕，那个男子会娶她吗?”星占学家答复这类问题时往往依据当时社会风气的大流作出判断——这样做显然可以使答对的概率大一些。例如一个女子来问利利：某男子是否可能娶她；由于有传闻说这女子“已非处女”，利利遂告诉她那男子不会娶她。在处理婚姻问题的咨询方面，利利有时更像一位社会学家而不是星占学家，例如，当一位女子来问“嫁给那个无足轻重的男人是否适宜”时，利利断然给了她否定的回答——此女既说那男人是“无足轻重”的，足见她看不起这男子，而嫁给一个自己看不起的男人，当然是不适宜的。即便是今日的婚姻社会学家来回答上述询问，答案多半也只能与利利的差不多。

    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男人的痛苦和困惑一点也不比女人少，星占学家们同样乐意为这些男人答疑解惑。“新娘到底如何富有?”“她真的在恋爱吗?”“新娘真的不卖淫吗?”“老婆偷了汉子没有?”……所有这一类问题，据说“先知福尔曼”都能解答，因为他为这些问题设计了一套全面的星占学规则。这类问题记录在星占学家档案中还有很多，比如一个风流男子担心他孩子的合法性；内皮尔的一个主顾来请教“某仆人的孩子是不是他的”(显然此人已与仆人之妻有染)；一个私生子要求利利帮他判明究竟谁是自己的生父；一个与情夫吵了架的女人来问，情夫是否真的像他所威胁的那样要将她给他的情书公布?一位年轻绅士来问，“某贵妇人是否会对自己设置骗局”；一个女仆来问“继母是否会对自己持有偏见”；一对忧心忡忡的夫妇来请求为他们曾经离家出走的儿子推排算命天宫图；等等。总而言之，正如托马斯所断言的，“每一种家庭纠纷迟早都会在星占学家的咨询室里公开讨论。”星占学家在这方面扮演了现代社会中心理咨询专家的角色。

    十、治病

    关于星占学与医学之间的关系，本书第六章第三节已作过集中论述。不难推想，和其他受到咨询的问题相比，治病求医与开业星占学家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事实上许多开业星占学家同时也是开业的医生，他们的星占学事务所同时也就是门诊部。

    据说，地道的星占医生完全依靠星辰的指引来行医，而根本不必面见病人。福尔曼就宣称自己是如此，1593年他向皇家医生学会保证说，他除了星历表，根本无需知道病人的症状和其余情况，只要借助于“天象和星群”就能立即说出病因。他的高足内皮尔也只将疾病视为简单的“时间问题”来处理(天象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的，故遵循天象的指引，不同时间即有不同的疾因和疗法)。另有一册教材则说：“许多经验证明，不少医生用最灵验的药物也无法治愈的疾病，星占学家只凭对星辰运动的观察研究，用简单的草药就治好了。”尽管星占医生们有时还撰写十分严谨的论文来阐述如何依据星占学原理诊病，但他们的反对者仍然非常刻薄地将他们说成“小便预言者”。

    十一、怀孕·预测胎儿性别

    星占学家的咨询室里经常有因怀孕问题而来求助的妇女。许多富家女子担心自己能否生育，她们希望能为夫家传宗接代。1635年12月有一位太太来问内皮尔，自己是否怀孕了?星占学家给了她肯定的答案——档案中记着“的确像有喜”。不料几星期后这位太太又来，这次内皮尔作出了新的诊断：“未怀孕；胃病；躯体肿胀”。

    图26星占学家与临盆的产妇。助产士正在照料产妇，星占学家手指天空向男主人讲解桌上的天宫图。1587年木版画。

    产妇分娩时的注意事项也成为星占学家指导的项目。利利设计了成套的星占学规则，以展示“产妇分娩时应该怎么办”。1646年12月一位主顾来问他，自己的妻子“是否会在生孩子时送命”?利利作了正确的预言。据说那时连专业的助产士有时也要去求助于星占学家，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像福尔曼、内皮尔、利利这类星占学家，确实掌握一些医学知识。

    预测胎儿是男是女的要求，古已有之，中外皆然。那时富家女子找星占学家预测自己能否生儿子的也大有人在。星占学家非但被认为具有预测胎儿性别的本事，他们还指导人们怎样依据星象去选择性交的时辰，以便“种”下男孩。例如一位星占学家写道：“如果你需要一个继承人即一个男孩来继承你的田地，那么就在阳性行星和黄道宫升起时进行观察，待它们处于全盛时刻，就召来你的妻子，投下你的种子，于是你就会有个男孩。”还有各种草药处方，与这种时辰选择配合使用，就可保证生出男孩。要生女孩当然也可以，只消将那些法则和药方略加改变即可。这种伪科学学说是与西方传统的生辰星占学理论融合自洽的——前面几章中我们多次谈到星占学家宣称能够通过选择受孕、分娩时刻而操控婴儿的气质、性格、体质等等，则操控婴儿性别自然也可包括在内。

    十二、寿数

    生辰星占学被认为既能知人之生，也能断人之死，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许多星占学家预言君主贵人之死的著名事例。在开业星占学家的咨询室里，前来问人寿数的主顾也相当多，他们通常是问别人的寿数。例如，有许多女主顾到利利那里询问自己何时可以继承遗产——自己的“死鬼丈夫”何时归天。在1644～1645一年中，利利至少有13次遇到这类问题。在本节四中谈到过的那个请教布克为何自己四年间亏蚀了800英镑的人，也“顺便问一下”自己的父亲什么时候会死，他好从父亲那里继承遗产。一本名为《一个冒牌星占学家的品格》的书中，也谈到“年轻的花花公子如何用一个基尼(英国从1663年起铸造的金币，后来规定1基尼＝21先令)贿赂了星占学家，以了解自己备受痛苦的父亲何时进入天堂”。

    在面对预言寿数这类问题时，利利表现出很高的技巧。他曾劝同行们，对于预报任何人的确切死亡时刻，一定要谨慎从事。他自己对于这类问题总是尽力避免作出明确答复。但是在某些重大考验面前，他又确实能有惊人之举。例如，1643年，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内战已经正式爆发，但议会方面的领导人物皮姆(John Pym)却到了临终大限，这时有人将皮姆的尿样送去，要利利据此推测病人吉凶如何(按惯例，自然是不告诉他尿样取自何人)，利利正确地预报此人正濒临死亡。更惊人的是，同一年又有人将重病中的怀特洛克(Whitelocke)的尿样送交利利，这一次利利预言病人将会康复，而这竟又说准了。一年中两次为大人物占寿，一生一死，都能判断准确，使得星占学家利利在政界名声大振，还因此和怀特洛克成了好朋友。在这两次考验中，星占学、天宫图云云，很可能只是假象，利利主要是利用了某种医学知识(尿样确实能反映人体状况的重要信息)。星占学与医学的特殊关系，再一次由此得到生动体现。

    总的来说，占寿对星占学家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因为如果作出明确预言，那很容易被“证伪”——到那时刻人并未死，星占家的声誉就要受损(前面曾谈到卡尔达诺为了证明自己对自身寿限的预测不惜届时自杀的传说，可谓“以身殉誉”)；如果一味模棱两可不作明确答复，又找不到足够有力的托辞，声誉同样要受损。更何况预言了皇帝君主的寿限，还会获罪。

    十三、种种私人决策

    在开业星占学家的档案材料里，还可以看到种种五花八门的问题，主顾们提出这些问题，希望星占学家帮助他(她)们作出抉择，或下决心。不妨将这些私人决策问题略举若干，以见其光怪陆离之状。

    1670年，一个人来问利利，他是否要继续和一位勋爵打交道，以谋求大法院记录员和海军特派员的职位(用钱去买)?1646年有人请求利利在“栗色马、灰斑马和铁灰马”中预选出马赛的优胜者(此人好对胜马下注)，利利秘密告知是栗色马。布克也遇到过这类预测马赛优胜的问题。最出格的是福尔曼在1597年遇到的一位贵妇人主顾，她的问题竟是：丈夫出海去了，当丈夫不在身边时，自己“是否要当个情妇”？此外如“升迁文官好还是武官好”、“走什么航线”、“请求何人”、“进行下去是否好”、“有没有对她设置圈套”、“是否会因朋友的丑行而蒙受损失”、“朋友在患难中是否忠诚”……这些问题在利利的档案记录中到处可见。

    17世纪中期，正是英国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国王和议会相互对立，爆发两次内战。这时社会上无论是贵族大人物还是平民小百姓，往往会面临“站队”问题——支持哪一边?许多人拿不定主意，又要到星占学家那里去求教。他们急切地问利利：“追随国王好还是追随议会好?”当然更多的是结合具体处境和问题来求教。比如1645年一位保王党的爵士太太来问：丈夫是否应该与议会方面妥协?又如1648年一位平等派的首领写信来问：“我和军队里普通士兵的代表们联合起来争取公民权、土地自由权和消除对人民的压迫，这些努力是否会让我交好运?”当时保王党和议会方面都请星占学家为自己参谋决策，但那已超出私人事务的范围，成为军国大事了，我们留待下一节讨论——利利在这方面的事务中，同样表现出八面玲珑的高度技巧。

    十四、提供“宿命安慰”

    国内几年前有一篇短篇小说《浅浅的池塘》，描述一对中年教师夫妻的爱女因游泳溺水身亡，母亲痛苦哀伤难以自制，后经人介绍去一半地下的算命者处为亡女算命，得知此女“命中注定”要死于水，回来后就逐渐释然了。这算命者为亡女之母提供的就是“宿命安慰”——这种“宿命”即使是谎言或者胡扯，但在客观上确实常能给不幸者提供安慰。在16、17世纪充满战争和动乱的欧洲，人间的不幸是很多的，利利等开业星占学家的咨询室也就为那些不幸者提供“宿命安慰”。许多主顾请星占学家对他们遭受的诸如疾病、不育、流产、亲人死亡、政治失败、商业破产……等等不幸作出解释；例如一位在两个月内两个女儿相继去世的父亲，痛深创巨之下，就去找内皮尔讨论这悲剧的“星占学原因”。当这些人从星占学家那里得知，这些不幸原来都是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由星辰注定了的，既躲避不掉，也不是他们自己行事有何不妥所致，他们无疑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宽慰——至少可以免于或减少自责，因为“这不是我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