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星通常都是不祥之兆。它们被视为上天的使者，是来向人间昭示君主政治失误以及上天对此的谴责的：

    客星者，非其常有，偶见于天，皆天皇大帝之使者，以告咎罚之精也。《乙巳占》卷七。

    客星被分为五类，依次是：

    周伯

    老子

    王蓬絮

    国皇

    温星

    关于客星的天象有如下四类：

    客星犯月

    客星犯五星

    客星犯列宿

    客星犯中外(星)官

    这些分类的机理被说成是：

    (以上五类)皆客星也，行诸列舍、十二国分野，各在其所临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乙巳占》卷七。

    下面举几则关于客星的占辞，其中有的荒诞不经之至：

    月在星角者，臣与黄门(太监)僮仆女人阴奸为贼。两星在月角者，臣与人君共作奸。一星在月中，臣与君妇女共作奸谋。一星在月下者，后宫列女要臣为奸也(要，这里是“要挟”之意)。《开元占经》卷七十七引《孝经纬内记》。

    新星或超新星爆发，是不可能“在月中”的，因为新星距地球远而月亮离地球近，但古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况且所谓“客星”，并不一定都是新星或超新星爆发。再看下面三则，也同样匪夷所思：《乙巳占》卷七。

    客(星)干犯女(宿)，邻国有以妓女来进(指邻国进献歌伎女乐，不是今日狭义的妓女)；妾迁为后。

    客星犯井(宿)，国有大土功之事；小儿妖言(有“妖言惑众”的童谣流传，这在古代视为不祥之兆)。

    (客星)守张(宿)，楚、周有隐士；不去，满三十日，有亡国、死王；臣戮其主，小人谋贵，祸及嗣子，期三年(应验之期在三年以内)；食中有毒；邻国有献食物者；天下酒大出，天子以为忧败(天子为此担忧败亡之事)。

    这些危言耸听的占辞，当然都出于星占学家的穿凿附会，但由此也可看出在古人心目中，“天人感应”是如何的细大不捐。

    在中国星占学中，绝大部分有星占意义的天象皆为凶兆。但也有“瑞星”一说。瑞星之出，皆为吉兆。这样就增加了星占学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应用起来就更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否则，御前星占学家只是一味向皇帝提出警告，到了需要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或是需要陈述“天文符瑞”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时，他们岂不是要束手无策了?

    瑞星据说共有六种：北周庾季才原撰、北宋王安礼(王安石之弟)等重修《灵台秘苑》卷十五。

    景星

    周伯

    含誉

    格泽

    归邪

    天保

    这些名称未必有什么深意或学理可言。比如“周伯”又是前面刚谈过的客星五类之一，而在有些星占学文献中，“格泽”也是凶险不吉的。至于瑞星，通常都是因为君王“德合天”、“施德孝，兴礼义，人民和而夷狄表化”才出现的，是“福德之应，和气之所致，有道则见”的。它们所兆示的“祥瑞”，可以举几则有关占辞为例：

    王者序长幼，各得其正，则房、心有德星(即瑞星)应之。《开元占经》卷七十七引《礼纬含文嘉》。

    王者制礼作乐，得天心(制订礼乐制度并实行之，这符合上天之心)，则景星见。《开元占经》卷七十七引《礼纬稽命征》。

    尧即位去年(帝尧即位的前一年)，景星出翼，凤凰止庭(景星出现于翼宿，凤凰落脚于庭中)。《开元占经》卷七十七引《尚书纬中候握河纪》。

    这类关于瑞星的天象，可以置于更为广泛的背景中去认识。事实上，瑞星只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遍及天上地下的所谓“祥瑞”、“符瑞”的种类之一，在历代官史志书中(例如《宋书·符瑞志》、《南齐书·祥瑞志》、《魏书·灵征志》等)，可以集中见到大量这类记载。古代中国人“天下之大，何奇不有”的观念，在这类记载中得到极富于形象性的说明。

    与瑞星相对，又有所谓“妖星”。在中国星占学著作中，妖星名目之多，超出瑞星远甚。例如，《开元占经》中竟用去整整三卷篇幅于“妖星占”，其中妖星名目多达87种。妖星的性质是：

    妖星者，五行之气。五星之变，如见其方，以为灾殃。各以其日五色占知何国，吉凶决矣。以见无道国、失礼邦，为兵为饥，水旱死亡之征也。《开元占经》卷八十五引《黄帝占》。

    这里必须特别提出的是，由于古代星占学著作中对瑞星、妖星的描述非常含混，古人又没有明确区分大气现象与天文现象的能力，因此有许多关于瑞星和妖星的天象实际上并非恒星天象。比如，有些关于妖星的天象，从占辞可以推测它们很可能只是流星。有的学者利用古代星占学文献中的记载，作为现代天文学研究中的补充资料，对此尤应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