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代埃及人之注意天狼星“偕日升”有点相似，中国古代星占学家十分注意一年十二不同月份中与木星一起“晨出东方”的宿，这些宿也可以称之为“偕木升”之宿。每个月木星与某些宿一起“晨出东方”这种天象，也逐月有一个奇异的名称。下面是这些对应的一览表：《史记·天官书》。

    月份偕木升之宿名称正月斗牵牛监德二月婺女虚危降入三月营室东壁青章四月奎娄跰踵五月胃昴毕开明六月觜觿参长列七月东井舆鬼大音八月柳七星张长王九月冀轸天睢十月角亢大章十一月氐房心天泉十二月尾箕天皓右栏中十二个奇异名称何所取义，同样未有令人满意的说明。

    根据岁星在十二次的位置进行星占，这在先秦时代已很常见。下面是春秋时著名鲁国星占学家梓慎的一次星占之辞：

    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走过头)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阴不堪阳之压迫)，蛇乘龙(蛇凌驾于龙之上)。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这一年本是“岁在星纪”，但梓慎发现木星实际上已进入玄枵之次(正是由于上文所说木星周期略小于12年造成的误差)，他认为这是“时灾”的征兆，是阴不胜阳、蛇凌驾于龙之象。由于龙是宋、郑两国之星(仍是分野之说)，而玄枵之次跨据三宿，中间一宿恰为虚宿；“枵”字又恰有“损耗”之意，因此是“土(国土)虚而民耗”。由此他断定这次“时灾”具体表现为饥馑。

    春秋时代最著名、也是最动人的政治传奇故事，是晋国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逃亡十九年最终回国继承君位这段经历。在这个长长的传奇故事(完全可以视为信史，“传奇”仅是就其动人的情节而言)中，几次出现木星与十二次的星占学预言。第一次的情形是这样：

    过五鹿，乞食于野人(农夫)，野人举块(土块)以与之，公子怒，将鞭之。子犯曰：“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二三子志之：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公子)再拜稽首，受而载之。《国语·晋语四》。

    公子重耳为避祸逃离晋国，流亡在外。他身边有一批文武贤臣始终追随左右，子犯就是其中之一。重耳一行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几乎都受到国君们的极高礼遇(因为他大有“贤”名，更主要的是因为强大的晋国构成他本人巨大的政治潜力——各国君主普遍认为他最终会回国继位)，隆重招待之外，有赠送金玉珠宝、车马仆从的，还有嫁女子与他的(如狄、齐、秦等国)。然而到五鹿地方，重耳向农夫乞食，那农夫却给他一块土。重耳大怒，要鞭打那农夫，子犯却认为农夫此举有极大、极好的象征意义——土代表国土，有人献土，意味着我们将会得到国土。当时是“岁在寿星”，子犯预言：十二年后，当岁星再度运行至寿星之次时，必能得到诸侯的归顺。后来的事实是，十二年后，已成为晋文公的重耳统帅中原诸侯的联军，在著名的“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被周王册命为“侯伯”，继齐桓公之后成为春秋五霸(伯)之一。

    第二次星占发生于土块事件之后八年(即公元前637年)，这年晋惠公去世，岁末时秦国派出军队护送公子重耳回国争夺君位。晋国大夫董因在黄河边迎接重耳，重耳问他，自己此行能否成事，董因的回答又是一次典型的星占学预言：

    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将完成合于天道之事，指重耳入承君位)，元年始受，实沈之星也(本年岁星在大梁之次，明年将进入实沈之次，因此时已届岁末，而重耳如果继位，将使明年成为晋文公元年)。实沈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济且秉成，必霸诸侯，子孙赖之(霸业可以泽及后世)，君无惧矣!《国语·晋语四》。

    前面讨论分野理论时(第十章第二节)曾经表明，大梁之次的分野为赵，实沈之次的分野为魏，但那是战国时代的情况，而赵、魏本来都是“三家分晋”时从晋国分裂出去的(有趣的是，赵、魏两国王室的祖先都是重耳流亡时的随行忠臣)，因此董因说“实沈之墟，晋人是居”，等于说实沈之次的分野是晋，这完全正确。而且董因的说法是很符合星占学理论的，因为木星有这样的星占学意义：

    岁星所在处，有仁德者，天之所也，不可攻，攻之必受其殃。利以称兵(起兵)，所向必克也。《乙巳占》卷四。

    当时正是重耳借秦国军力“称兵”夺位，所以董因借此鼓励他。董因的这番预言，后来全都应验了，晋国的霸主地位，从晋文公之后也确实持续了几代之久。

    四、“荧惑守心”之类

    五大行星在运行中经过或停留在二十八宿和其他星官处，也被赋予整套的星占学意义。例如在《开元占经》中，每颗行星之下，都列有该星“犯”(经过或接近)二十八宿、“犯”甘、石、巫咸三家中外星官的章节，每宿每官都单列一节，每节之下再引录各家占辞。举几例如下：

    填星犯角，大战，一曰：军死。《开元占经》卷三十九引《黄帝占》。

    辰星出入东井，有乱臣。《开元占经》卷五十七引《荆州占》。

    太白守端门，若至帝座南，祸小；若犯黄帝座，臣弑主，天下大乱。《开元占经》卷五十一引《海中占》。

    在这类行星天象中，最著名也最引起古人惊恐的，或许当数“荧惑守心”。

    所谓“荧惑守心”，是指火星运行至心宿时，恰好发生现代天文学称之为“留”的现象——行星在一段时间内看起来停留在原处，既不前行也不后退(行星在视运动中也有退行的阶段)。“荧惑守心”在中国星占学理论中被视为极大的凶兆，这里举《开元占经》卷三十一中的几则占辞为例：

    荧惑犯心，天子、王者绝嗣。《开元占经》卷三十一引《海中占》。

    荧惑在心，则缟素麻衣(宋均曰：荧惑在心，海内之殃，海内亡主，故素缟麻衣)。《开元占经》卷三十一引《春秋纬演孔图》。

    荧惑乘心，其国相(宰相)死。《开元占经》卷三十一引石氏。

    荧惑守心，主死，天下大溃。《开元占经》卷三十一引《春秋纬说题辞》。

    上述占辞中的“犯心”、“乘心”、“在心”、“守心”意思相同，都是指火星进入心宿。这种天象是如此凶险不祥，帝王不是死亡就是绝嗣断后，至少也要死宰相，难怪古人常为之惊恐不安。下面的故事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这故事在古代中国广泛流传：可见《吕氏春秋·制乐》、《淮南子·道应训》、《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史记·宋微子世家》、《论衡·变虚》。

    春秋时代，宋景公在位时，有一年发生“荧惑守心”(据司马迁的意见是公元前480年)，景公恐惧，召他的星占学家子韦来询问。子韦告诉景公这是“天罚”，而且灾祸就应在景公身上。不过他又告诉景公，可以移祸于宰相、百姓或年成，景公表示，宰相是辅助自己治国的，移祸于他不祥；如果移祸于百姓，百姓死了自己还当什么君主?移祸于年成，同样是害民，岂是为君之道?景公决定自己来承受“天罚”，一死了之。不料子韦听后立刻拜倒称贺，他说景公拒绝了三种嫁祸于人的方案，是“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将感动上天，转祸为福，火星马上会离开心宿，景公还会增加二十一年的阳寿。

    不过，古籍中不少“荧惑守心”的记载是可疑的。据台湾学者的一项研究，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自然科学史研究》10卷2期(1991)。中国历代正史中共出现“荧惑守心”的记载23次，但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计算，这23次记载中只有6次是真实的，其余皆属虚构。在被定为虚构的“荧惑守心”记载中，包括了宋景公与子韦那场著名对话所谈论的那次，和导致了翟方进自杀的那次，以及前述黄权用魏文帝崩逝以说明正统何在的那一次(本书第十章第四节)。

    五、“五星聚舍”之类

    五大行星在恒星背景上穿行，由于公转周期各不相同，它们之间也可能相互接近。这种接近当然只是视觉中所呈现的景象。古人称之为“合”、“斗”、“犯”、“同舍”等——大致上只是视觉上接近的不同程度。

    根据排列组合原理，在五颗行星中任选两颗，共有十种不同的组合。在《开元占经》中，这十种组合的星占学意义，占去了三卷的篇幅，举几条占辞为例：

    岁星与荧惑同舍，相去三尺以内，相守七日以上，至四十日，其国有反臣，五谷伤，百姓不安。《开元占经》卷二十引《荆州占》。

    主任恣(统治者肆无忌惮)，则太白触填星。……太白触填星，发大兵，相残贼(相互残杀)。《开元占经》卷二十二引《春秋纬文耀钩》。

    太白与辰星同守昴，不出百日，赵君为人所囚，大臣相戮。《开元占经》卷二十二引《二十八宿山经注》。

    这类占法在其他星占学著作中也很常见。

    三颗或四颗行星相聚，同样是凶兆为多，这里仅各举一条占辞为例：

    岁星与太白、填星同舍：相去三尺以外，国有女丧，有白衣会(指后妃等人的丧事)，用兵不战。相去七寸以内，名曰“交芒”，将会与皇后为奸，谋杀其君；相守七日以至四十日，必成刑，期百八十日。国主应以善令，则无咎。《开元占经》卷十九引《荆州占》。

    荧惑与岁星、填星、太白会，成勾巳(星占术语，指行星划出一段逆行的轨迹)，光不相及(相互接近但光芒尚不相触)，主以攻者，不救乱，三王九侯二十一名臣争为主，更相残贼。《开元占经》卷十九引石氏。

    上面第一条为三星相聚，第二条为四星相聚。

    多星聚会的极端，当然是五大行星同聚于一小片天区内，即古人所说的“五星聚舍”，又称“五星连珠”。这种天象出现的概率非常小，因此它的星占学意义也就非常大，被古人视为非同寻常的大事。从传世的星占学文献来分析，“五星聚舍”这一天象可说是“大吉大凶”——说吉者视为大吉，说凶者视为大凶。为此来考察几则占辞：

    王者有至德之萌，则五星若连珠。《开元占经》卷十九引《易纬坤灵图》。

    五纬合，王更纪。《开元占经》卷十九引《诗纬含神雾》。

    五星合亢，为五谷，频不成。《开元占经》卷十九引《海中占》。

    五星斗，天子去。《开元占经》卷十九引《春秋纬合诚图》。

    而最有代表性的是下面这条：

    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天子，乃奄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满四方。《开元占经》卷十九引《海中占》。

    这是说“五星聚舍”的天象对有德者而言为大吉，可以得天下；对无德者而言则为大凶，要失天下。所谓“更纪”、“易行”，皆指改朝换代。“易行”更表示旧朝灭亡，新朝代兴，因为这时附会于五行之说的“五德”就要改换了，比如秦朝是“水德”，到汉朝代之而兴，就自居“火德”。

    “五星聚舍”天象的大吉大凶之间，关键的一点是改朝换代。这一观念在古代中国深入人心，以致在许多古籍中，都将历史上著名的改朝换代事例与“五星聚舍”附会在一起。下面是一些例子：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壩上。《汉书·高祖纪》。

    历记始于颛顼上元太始阏蒙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日、月和五大行星)俱在营室五度。《新唐书·历志三》引《洪范传》。

    文王在丰，九州诸侯咸至，五星聚于房。《开元占经》卷十九引《帝王世纪》。

    周将伐殷，五星聚房。《宋书·天文志三》。

    不过这类记载，大多经不起现代天文学方法的回推验证。这些记载原是古人附会想像之辞，视之为古代思想史史料则可，有些学者却视之为科学史料，认真推算起来，结果自然是徒耗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