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星占学家究竟在怎样的情境中留下彗星记录，这在先秦文献中已经可以看到丰富的史料，下面就是一例，这是一次就彗星出现所作的星占学预言：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死于动乱)。《左传》文公十四年。

    一颗彗星出现在北斗的位置上。这就是上表中序号为2的那次(公元前614年)，不少中外学者曾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回归记录。不过古代星占学家当然不会从两千年后的科学研究上着眼，叔服看到的是七年内宋、齐、晋三国君主将死于动乱的凶兆。查检此后七年的历史，叔服的预言竟逐一应验：

    彗星出现后三年，宋昭公被宋襄夫人指使的凶手杀害，以便让公子鲍登上国君之位。公子鲍是早已年老的宋襄夫人的年轻情夫，这场祖孙辈之间带有乱伦色彩的恋爱是春秋时代有名的丑闻之一。

    五年后，齐懿公被杀。

    七年后，晋灵公被赵穿杀死在桃园，这是晋灵公昏庸无道招致的惩罚。

    顺便可以在这里谈一下，这类星占预言事后应验的记载，在中国古籍中很常见，《左传》中就有不少。20世纪上半叶疑古浪潮高涨之时，有人将这一点作为“刘歆伪造、篡改《左传》”的证据之一。其实《左传》(以及其他古籍)的作者完全不必伪造，因为星占预言非常之多，只要在著书时注意前后照应，选择那些得到“应验”的预言加以记载即可。《左传》中的星占预言往往应验，并不意味着那时的星占学家没有作过不应验的预言；况且《左传》中也记载着不应验的星占预言，而且也是关于彗星的(参见本节五)。

    四、彗星从何而来?

    古人当然不可能科学地回答彗星从何而来的问题，但彗星是如此可怕不祥，古人对此又是如此重视，这也促使他们从表面现象出发，对彗星的产生和形成提出一些解释。下面这种理论相传出于甘德：《史记·天官书》所引述。

    如果木星“失次”，即运行中偏离了历法所预先推算的轨道(这实际上当然是推算方法尚不完备，对行星运行中的许多变量尚未掌握之故。但古人不这样认为)，那么根据木星的进退和方向，三个月后将会产生不同的奇异天体：

    进而东北，生天棓，

    进而东南，生彗星，

    退而西北，生天，

    退而西南，生天枪。

    上面所说的四种奇异天体，可以认为都是彗星的不同形态。其中的第二、第三种名称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彗星图》中出现过。古代星占家认为彗星可以由行星在运行中派生出来，但对于这类猜测，今天没有多少从科学角度加以认真对待的价值，它们只是反映出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及其运行规律与机制而已。

    还有一些古代星占学文献认为彗星是由行星之“精”变化而来，例如：

    五星将欲为彗之变，先见其气，后见其彗。《开元占经》卷八十八引《黄帝占》。

    这“气”如何见法，也有一定之规：每颗行星之精“将欲为彗”，就会先在日旁出现气，不同行星有不同颜色的气：

    木星：青气

    火星：赤气

    金星：白气

    水星：黑气

    土星：黄气

    这当然还是依据五行五色之说臆想出来的，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可言。古代中国的五行之说，在学术上的主要功能是用以构造出一个在内部可以言之成理的阐释—表述系统，至于与外部真实世界是否符合，常被置之不论。

    五、几次著名的彗星星占

    彗星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星占学意义，以及他们如何对待彗星的出现，必须通过一些具体的星占事例方可深入理解。先看《左传》中所记有不应验预言的那次彗星星占，此事牵涉到鲁、郑两国的三位星占学家：

    (公元前525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左传》昭公十七年。下一段引文同此。

    这年冬天，一颗彗星出现于心宿二(天蝎座α)近旁，彗尾向西延伸到银河。申须认为：天象总是人间事变的征兆，而这次彗星出现兆示的火灾。这是由于彗星出现处的那颗著名恒星“大辰”，即心宿二的名称上附会联想而来的——心宿二又名“大火”(《春秋公羊传》上说：“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梓慎的预言更加明确：火灾将在宋、卫、陈、郑四国发生。

    当时郑国的大夫裨灶，是春秋时代的大星占学家，名声在申须、梓慎之上。裨灶根据彗星出现，也已占知火灾将在郑国发生。为此他向郑国执政者子产提出，要用玉器祭神，这样可以免除本国的火灾，但是遭到子产拒绝：

    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

    结果，关于火灾的预言不幸应验了：第二年夏天，四国首都同日发生大火。

    到此为止，预言都是应验的，但此事还有下文。大火之后，裨灶又预言：郑国将再次发生火灾。他再次向子产要求用玉器祭神，说“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但子产仍然拒绝。尽管旁人都主张听从裨灶的意见，子大叔甚至说了“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宝器用以保民，若有火灾，几乎会亡国，玉器若能救亡国之祸，你有什么舍不得)”这样义正辞严的话，子产却坚持不批准裨灶的请求，他的理由是：

    天道远，人道迩(近)，非所及也(两者不相干)。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裨灶哪里懂天道?只是多次预言，总会说中一两次罢了)。《左传》昭公十八年。

    结果是，没有祭神，第二次火灾也未发生。裨灶预言失败，子产获得胜利。在这次事件中，子产特别值得称赞，他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应该视作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名言，而指出星占预言的应验只是“多言或信”，也洋溢着现代科学的气息。

    九年之后，又有彗星出现，这次轮到齐国君主齐景公为之恐惧烦恼了：

    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要派人祈祷以求消灾)，晏子曰：无益也，祗取诬焉(只会带来欺骗)。天道不谄，不二其命(天道公正，不可能使之变更成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如有秽德，靠禳祈也无法挽回)?……公悦，乃止。《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晏子的立论根据，就是民间俗语所谓“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之意。君主若正直有德，则彗星出现对他毫发无损；如果德行有亏(“德之秽”)，则彗星就是上天示罚，靠禳祈祝祷也无济于事。在这个故事中，强调了彗星出现的星占学意义有“除秽”，这与前面引述的彗星占辞中“除旧布新”之意一脉相通。

    在中国星占学理论中，彗星最基本的属性或意义，可以说就是“除旧布新”。下面的星占事例特别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北魏明元帝(太宗)泰常三年(公元419年)，出现一颗大彗星，引起太宗的忧惧：

    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经北斗，络紫微，犯天棓，八十余日，至汉而灭。太宗复召诸儒术士问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灾咎之应，将在何国?朕甚畏之。尽情以言，勿有所隐!《魏书·崔浩传》。下一段引文同此。

    大彗星出现八十多天，太宗相信这是大凶之兆，但当时中国大地上除北魏之外，还有东晋、北凉、西凉、北燕、西秦、夏等政权，他不知这凶兆会“应”在哪一国，所以召集术士来询问。

    崔浩是太宗的亲信重臣，又是当时的星占学名家，在此之前他曾作出过一次被公认为非常成功的星占预言，名动朝野，所以群臣推举他回答皇帝的垂询。崔浩说：

    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汉书》载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与今同。……彗孛者，恶气之所生，是为僭晋(指东晋，本是华夏正统所在，但崔浩既为北魏之臣，自然将一切敌国政权皆贬为“僭”)将灭，刘裕篡之之应也。

    崔浩引据史事，指出昔年王莽篡汉之前也曾有彗星出现，由此预言东晋重臣刘裕将要篡夺皇位，东晋将要灭亡，这就是彗星所兆示的事变。对于崔浩这番预言，众人都无异议，太宗也“深然之”，不过当时他们心里未必全都信服其说。

    然而不到两年之后，刘裕果真迫使东晋恭帝司马德文下诏“禅位”于他，建立起刘宋王朝，取东晋而代之了。消息传到北魏，太宗立刻将崔浩召来，对他说：“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验矣!朕于今日，始信天道。”这时他才真正表示信服。

    在这次星占中彗星的主要意义仍是“除旧布新”。站在东晋立场上说，这无疑是亡国之祸，不吉之至；站在刘宋立场上看，则就成为“除旧布新，扫去凶殃，更立明君，天下大昌”的大吉之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