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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境况

我们通过犹太-基督教宗教遗产来理解生活。这份遗产与因果关系的概念紧密相连，并深受其影响：耶和华用双刃剑击打恶人；祂使城墙倒塌在恶人身上；行为端正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通过这些教导，我们学到了两件事：世界是有意义的，一切发生都有其原因；其次，我们人类是一切发生的原因。换句话说，必须有一个解释，而我们就是那个解释。客户将这种遗产带给占星师；占星师也生活在同样的遗产中。

这两条信条以及西方宗教哲学与实践的所有基础，无疑都源于早期历史中形成性的占星观测。那时，太阳神及其下属神祇在地球上引发事件，影响生活在下方的人们。疾病和灾难被视为惩罚；神明和天上的神祇主宰着人类经验各个层面的战斗。即使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当两所天主教大学在篮球比赛中对决时，情况也大致相同：比赛前，每支球队都祈祷胜利。每支球队是否都将比赛的结果交给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和思维过程中，我们确实在许多方面试图超越不确定性，忽视它，背对生活的不安全感，背对我们人类在随机性中所做的事。我们确实试图“把一切都交给上帝”。

当我们期待一个关于未来的重要决定时，我们会冲向邮箱去取重要的通知。路上我们祈祷：“亲爱的上帝，请让它‘是’吧。”这显然超出可能：决定已经做出，但我们期望上帝确保信封里的内容符合我们的愿望。下一个祈祷是，我们当时的星盘会以某种方式使其成真。

为什么我们认为一切必有原因，为什么我们认为自己就是因果动因——包括我们的星盘——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极其成问题的。一个善良的上帝允许邪恶和痛苦发生在地球上的人类中，这让我们困惑。当我们虔诚祈祷却被莫名其妙地拒绝时，我们感到困惑，仿佛上帝做出了不利于我们的决定。随着持续的“失败”，我们放弃了祈祷，然后放弃了上帝。我们感到作为人的重要性降低。不知何故，我们被切断联系，孤独一人。

解释是，我们觉得上帝是我们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创造的原因不是上帝要确保系统的每个齿轮永远完美运转，而是包含万物的秩序为众生提供了体验生活的机会，体验好与坏。秩序随后与我们一同展开。上帝是完美且超然的，与此无关。

一位世界领袖被暗杀，二战期间犹太人被屠杀，或者你的女儿天生失明——这些事也令上帝痛苦。耶稣被钉十字架无疑是一个例子，表明上帝理解苦难（耶稣是上帝之子，使这一教训更加深刻），苦难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而复活：难道不是双重意义的戏剧吗——必然有死亡，也将有生命重生？控制。奖赏。土星-木星。

然而，保险公司称灾难为“天灾”。我们的语言中充斥着“上帝诅咒”。当地牧师会将不确定性称为“撒旦”，邪恶的力量。然而，我们记录下奇迹，这些奇迹只能被解释为“神意干预”；换句话说，上帝选择干预……或者上帝真的与此无关？奇迹也是随机性的一部分吗？奇迹难道不与意外属于同一类别：生命力量无法穿透的自发改变，秩序中的不确定性？

作为人类，我们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命名。我们需要指责。

当我们感到痛苦时（“痛苦”的词根是拉丁语poena，衍生出“惩罚”和“刑罚”等词），这是对我们安全的警告；甚至精神上的痛苦（良心、内疚、自责）也是如此。我们在做一些危及自身系统、伤害自己感情的事。这是一个提醒，让我们改变、离开、转换视角。它影响好人和坏人。痛苦是秩序的一部分，并且不确定地有时会失控。

例如，分娩的痛苦是巨大的，但它伴随着出生的奇迹。分娩是一种史诗般的体验。拉比Harold S. Kushner在《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Avon Books, 1981）中将这种体验描述为“创造性的痛苦”，因此是可忍受的且很快被遗忘。但他继续说：“肾结石排出只是无意义的痛苦，是身体某处自然功能失调的结果。”库什纳说：“痛苦是我们为活着付出的代价。”

库什纳, 约书亚 本命星盘

对于痛苦和疾病，除了这种存在主义的合理化解释外，没有确定的答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的文化仍在内心敲打我们，要求找到某种确定的东西，某种关于痛苦的原因，让我们感到舒适。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找原因，或者我们知道却不想看到它。我们否认可能存在的原因——人为的原因——并在别处寻找不存在的原因。最难找到原因的地方是我们自己内心。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根本没有原因。

库什纳令人安慰的理解表明：“我所知道的最佳答案是提醒人们，今天的人类只是漫长缓慢进化过程中的最新阶段。曾经，世界上唯一的生物是植物……随着生命从简单进化到复杂，我们保留并继承了那些早期形式的一些弱点。”

库什纳指出，自然选择的过程正被现代技术打乱，这些技术致力于挽救出生，从而保留了基因错误，使弱点和异常留在遗传流中：“如果我们让病弱的婴儿在出生时死去，如果我们不那么努力帮助他们度过童年疾病和危险，如果我们只允许最健康的个体结婚生子，并禁止其他人体验那些满足感，我们就可以防止许多像这样的悲剧。毕竟，动物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基因错误就不会代代相传。但我们当中，出于道德或简单的自身利益，有谁会同意这样做呢？”

这些思考渗透在人类思想中：它们是占星师思想传统的一部分；也是客户思想传统的一部分。哪个占星师没有被客户问过：“这个星盘好吗？”我们可以问“好”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与坏相对”，而“坏”意味着“遭受痛苦、失败、疾病”，这几乎总是被解释为：“嗯，我想应该是这样吧。”谁没有因为别人生活中的问题而责备过自己（内疚）？

对于占星师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如果我能暗示一个女人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发生在，比如，“大约在你十一岁半的二月到三月”，而恰好在那个时候她的父亲离开了家，这一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和发展——如果我，占星师，能在客户的星盘中看到这一点，无论她的年龄多大——那一定是命中注定的。也许这个经历对那个年轻女孩来说极其痛苦，并且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带着伤疤。也许它标志着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条件作用），代表着“未完成的事务”，并影响了她对婚姻伴侣的选择、她与丈夫的关系、她的自我价值轮廓、她对性能量和反应的投入，以及更多。我们知道占星学可以显示这一点。为什么它发生了？它应该是这样的吗？该怪谁？对此该怎么办？

这很困难。一方面，我们想要占星学准确性的荣耀。另一方面，我们对听天由命感到不安，即如果能看到，那么生活中其他一切，在星盘中，也应该同样准确。但我们通过经验和研究知道存在不确定性；虽然有精确性，也有不精确性。我们知道测量的精确性与反应、感受、意义、精神无关。精确性测量秩序，但不触及混乱、对秩序的反应、秩序内部，作为人类境况一部分的秩序。如果你愿意，过多的测量、过多的精确性，会把人类抛在其真实境况之后。

占星测量不是原因。它是秩序的一部分，是生活中同时并存的一部分。

从任何人类意义上讲，占星学让位于人类。人类将占星学带入生活，按其本来面目：共享上帝的创造、生活的体验、存在过的精神满足，以及人类不断精炼的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发展张力中的客户来找占星师，是为了不再孤独。库什纳在关于祈祷意义的论述中指出了这一点，参考了80年前著名社会学家Emile Durkheim关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研究。涂尔干发现，宗教在最原始层面的主要目的不是让人类接触上帝，而是让彼此接触。库什纳指出：“宗教仪式教导人们如何与邻居分享出生和丧亲、子女结婚和父母离世等经历。有播种和收获的仪式，有冬至和春分的仪式。这样，社区就能分享生活中最快乐和最可怕的时刻。没有人需要独自面对它们。”

迪尔克海姆, 埃米尔 本命星盘

集体祈祷令人安慰。谁没有从与他人的支持性亲近中受益过，即使在超级碗体育场赛前也是如此？当我们独自祈祷时，我们唤醒了内在的上帝部分，那个安慰和支持我们的维度。我们讨论那些很少与他人讨论的事情。我们诚实。我们真诚。我们以上帝的名义整顿自己，意识到无所不在的创造性原理，从而获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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