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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这是水星与金星的一种非凡融合或强调,即一个人的思维模式与社会化过程,经由与其他所有行星的互动关系而不断被增强和重塑——它足以掌控整个生活。思想、社会交往、推动事情发生的能量、对回报的期待、对某种控制结构的认同(甚至“缺乏控制”本身也是一种控制结构)、创新性的强化、由幻想煽动的火焰,以及最终作为完美主义力量的赋权——所有这些元素汇聚在一起,深刻影响整个人格的发展轨迹。理想主义,可能成为个人成长过程中一个压倒性的焦点。
理想主义无法被阻止。它只能被调整。
调整是必要的,尽管这听起来并不那么理想。回想1960年代的“花之力”运动。那是一个宣扬各种自由的时期:从性自由到毒品自由,到取消学校课堂和课程的限制,到禁止炸弹,以及推翻政府政策。虽然通过国家的超感应和价值观重新评估取得了许多成就——提出了许多好问题——但提出的自由太多,以至于个人难以找到意义参照点(迷失方向)。那些能量后来去了哪里——这在社会历史层面上并不难追踪——但那些如此“个人化”地参与其中的人们又怎么样了?到1990年代中期,他们年龄在48到58岁之间。他们现在对什么有了有意义的依恋?他们如何用自己现在的处境来解释当时理想主义的遭遇?这将如何影响你了解一个正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客户?
与任何极度专注的事业一样,个人能量会“偏离轨道”,即偏离既定的成长轨道,偏离社会指定、父母强化、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的模式。专注于事业会冲击既定体制。这种冲击对于事业的身份和成长动力至关重要。但偏离社会轨道总是——至少最初如此,直到“轨道”被重新定义或重建——会带来混乱、偏离轨道的决策、失落、梦想破碎(入狱、失业、生病、失去教育、错过机会)。
例如,1960年代的性自由导致许多孩子出生在流动的无家庭单元(或混乱的集体)中,母亲带着不同男人的孩子,而这些男人并未成为家庭单元中的父亲,或者只短暂地扮演了父亲角色,但由于叛逆和理想主义仍在延续而逃离并消失。花之子女童年早期的不安定,导致新一代年轻人重复了父母的行为模式。这些孩子也漂泊着,追寻他们的理想。这种不安定被传递给了后代。因此,祖父母辈的“花之人”现在大约三十年后,需要以年龄带来的谨慎来评估发展。女性必须承认那些年代出生的孩子所经历的事情。父亲必须处理所有的内疚,尤其是如果他完全不了解孩子出生后的生活。他们都没有大家庭结构的支持和利益——那种运动本身曾提供的支持。
看看今天对曼森家族“年长”成员的采访。毫不奇怪,那个时代的毒品问题被传递给了那些漂泊的后代,而这些问题又引发了更多问题。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符合这种模式。但模式确实存在;占星师(心理治疗师、医生、律师)曾多次听到、看到并试图在这种模式中提供帮助。
对所有这一切的观察、对事件发生的客观认识,以及我们对大量经验证据的见证,都不是价值判断。它们是帮助照亮贯穿整个人生条件塑造过程的理想主义推动力的考量。这种理想主义可能从未正式与某个社会运动挂钩。例如,并非1960年代的每个人都是“花之人”。它可能反而与宗教原则、灵性教导、私人幻想(作为一种极度发达的防御机制,常被表达为“没人能达到我的标准”,以抵御关系威胁)相关联。
“哦,什么时候我才能遇到我的灵魂伴侣?”等待期间会发生什么?当等待最终徒劳无功时会发生什么?理想主义会怎样?水星和金星仍然在那里。这个人会如何处理那种能量?如果当前和近期的测量指标强烈突显(挑战)那种内在的理想主义呢?那又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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