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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阿拉伯的占星学

阿拉伯天文学家把他们辛勤劳动的、永垂不朽的成绩保存在天上,我们看一看一个普通天球仪上所记载的星宿名称,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些成绩。

--希蒂(P-K-Hitti)

著名的阿拉伯史专家希蒂说:

“在各种欧洲语言中,大多数星宿的名称都来源于阿拉伯语,……而且有大量的天文学术语,如azimuth(地平经度)、nadir(天底)、zenith(天顶)等,也同样来源于阿拉伯语。由此可以证明,伊斯兰教给基督教欧洲留下多么丰富的遗产。”

星宿名称虽然只是一个侧面,却是一个能同时反映占星学与天文学发展的切入点--当然这多半是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是如此。在古代阿拉伯天学家那里,天文学知识和有关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仍是为占星学服务的。

伊斯兰占星学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融合--来自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波斯等古代文明的占星学—天文学知识,放入同一个神奇的器皿中,调合而成。其中来自希腊的成分最为重要。

阿拉伯星占学家阿尔布马扎阿拉伯占星学家阿尔布马扎

历史名城巴格达是阿拔斯(Abbasside)王朝的首都。城中相传有着由哈里发哈伦-赖世德(Harun alRashid)和麦蒙(Ma mūn)建造的“智慧”--在传说中,这里面有巨大的图书馆、观象台、研究院;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贤明爱才的哈里发麦蒙的慷慨资助下,过着无忧无虑的学术生涯,整日以思考、讨论各种各样学术问题为务。虽然这番令人神往的盛况可能有所夸张,而且代代相传不免会有后人的想像和猜测附会,但哈里发麦蒙之热心鼓励学术,应属可信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繁荣的伊斯兰天学从此处率先绽放花朵,形成后人所谓的“巴格达学派”,此后中亚、开罗、西班牙等处也相继各现异彩。

据一些西方阿拉伯天学史专家的看法,伊斯兰教关于天学的研究,发端于印度天学著作的影响。一部印度的《悉檀多》(Siddhānta,即“历数书”,恰与中国古代历法相似,各种《悉檀多》也是数理天文学知识的汇合)于公元771年传入巴格达,由易卜拉欣法扎里(Ibrāhīm Fazāri)译成阿拉伯文,成为后代学者的范本。不久之后,波斯萨珊(Sānsānid)王朝时代编集的《帕拉维历表》(Pahlawi zik)也被译成阿拉伯文,附在《悉檀多》之后,称为《积尺》(zīj,即“历数书”)。这《悉檀多》和《积尺》两名,都是中国古籍中就已采用的译名。

希腊古典天文学的成分进入阿拉伯天学体系虽然较印度、波斯的为晚,但是很快成为最重要的成分。这是通过将托勒密《至大论》译为阿拉伯文而实现的。在公元9世纪期间,就先后出现了两种《至大论》的阿拉伯文译本。这期间阿拉伯天学家也开始使用精确的仪器进行正规的天文观测。哈里发麦蒙先后在巴格达城和大马士革城外建立了两座观象台,台上装备着象限仪、日晷、天球仪、星盘等仪器。哈里发的宫廷天学家们利用这些仪器进行精确的测量,校验并修订了《至大论》中的一系列基本数据,如黄赤交角、春分点岁差、回归年长度等。

约去世于公元777年的易卜拉欣-法扎利被认为是第一个制造星盘的阿拉伯人。起先阿拉伯人是仿制希腊星盘,但是看来他们很快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此后阿拉伯星盘长期驰誉欧洲,反而成为后来欧洲人仿造的对象。

阿拉伯占星学家阿尔布马扎(Abū Mashar--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拉丁化了的Albumasar),公元787年出生于伊朗的呼罗珊,起先以“哈迪斯”(hadīth)方面的专家开始其生涯;所谓“哈迪斯”,是关于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Muhammad)及追随他的那些创业者的传说,因此阿尔布马扎又精通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阿拉伯历法和早期哈里发的年代学。但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占星学论著,以及他为占星学所作的哲学论证。《占星学之建立》(Kitāb ithbat ilm alnujum)一书是他惨淡经营的代表作,书中对占星学的有效性进行哲学论证,很大程度上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不过这部著作已经佚失。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则得以流传至今。在基督教的中世纪,他是被人引征最多的权威学者之一,在公元12世纪就有四部他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阿尔布马扎这个拉丁名字在欧洲不胫而走。在一些欧洲人笔下,他成为一位先知。他向欧洲人介绍了他那种关于星辰能影响万物生死祸福的信仰;他还特别重视占星学与人类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他也将月亮出没能影响潮汐的学说输入欧洲。他于公元886年辞世时,已成为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位名人。

再往后,则是最伟大的伊斯兰天学家之一巴塔尼(Battāni)登场。他在中世纪通用的拉丁化名字是Albatenius。在他生活的时代中(约公元858~929年),他被视为阿拉伯天学家的冠冕。其父是一位有名的占星—天文仪器制造者,家学渊源,巴塔尼也能自己制作观测仪器。关于他的生平,留下的史料甚少,其中有些史料说他是贵族出身,甚至当过叙利亚的国王,但无法确证。

巴塔尼最重要的著作是《历数书》。关于此书的名称,有许多混乱。此书的阿拉伯原文就有不止一种写法,较通行的一种是Kitāb alZij,直译出来是“积尺之书”,而我们前面已谈到过,“积尺”即“历数书”之意。但此书原文还有一种写法是alZij alSābi’,1899年那列诺(C-A-Nallino)在罗马出版此书阿拉伯文原版时就用这个名称,这个名称的后面一词原是巴塔尼冗长的阿拉伯文全名中的最后一项,其米源可能是因他早年曾为萨比(Sabp)教徒,后来才皈依伊斯兰教的。因这第二种书名后来被此书的英译者采纳,此书遂得名《萨比历数书》(The Sabian Zij),这倒也不错。但还有些书籍中将此书称为《天文论著》、《论星的科学》等,与原文的出入就太大了。

《历数书》中集中了巴塔尼所有重要的天学成就。他最著名的贡献是发现太阳远地点(实际是当地球运行到远日点时所见到的太阳位置)的进动(precessional motion)。太阳远地点原先由古希腊天学家希巴恰斯测定,后来托勒密在《至大论》中因袭其坐标值,以为是不会变动的,还据此推演出“日环蚀不可能发生”的结论。巴塔尼根据自己的观测,指出太阳远地点已较希巴恰斯所测增大近17°,可知该点以66年/1°的速度进动。并进而论证了日环蚀的可能。他还重新测算了一系列天学基本数据,如回归年长度(他测定为365日5时46分24秒)、黄赤交角(他测得当时之值为23°35′,与现代推算值相吻合)等。

在古代世界中,像巴塔尼这样著名的大天学家不从事占星学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自然也不例外。他写了《黄道十二宫之上升》(Kitāb Matāli alBurūj),专论占星学必须涉及的太阳远地点及行星远日点的方位计算;又写了《占星学之应用》(Kitāb Aqdār alIttisālāt),是对托勒密《四书》的评注。此外,他至少还有三种已佚著作涉及占星学。

伊斯兰最具影响力的星占学家之一:比鲁尼伊斯兰最具影响力的占星学家之一:比鲁尼

接下来是比鲁尼(Bīrūnī)的时代。他公元973年出生于花拉子模的比鲁尼(今为乌兹别克一城市),即以出生地得名。他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所产生的最富于创造性而且学识最渊博的学者”(希蒂语),生平撰写了约146部著作,估计手稿当有13000页左右,流传下来的著作有22部。他长期活动于中亚诸王国,接受王室的资助和供养,从事研究和写作生涯,直至1050年后才去世。自述80岁后失聪失明,仍在助手协助下写作不止。

比鲁尼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关于占星学及天文学的。1030年他写了《天文学与占星学原理》(alQānūnalMas‘ūdi alHay’ah walNujūm)一书,是对整个天学体系进行综述的。同年又写成《占星学入门解答》(alTafhīmilAwāil Sinā‘at alTanjim),这是关于占星、天文、算术、几何的简明问答。

他还写过一部有名的《古代遗迹》(althār alBaqiyah‘an alQurūn alKhāliyah),主要讨论古代各国的历法和纪元,颇受后人重视。但是他的《印度》(India)一书价值更大,这是他去印度游历后写成的,书中详细介绍了印度文化,成为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著作。

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与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也出现了一些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约1048~1131),出生于呼罗珊,他出生时西亚正归属在塞尔柱(Seljuk)突厥人庞大而松散的军事帝国版土之内。他早年为人作家庭教师,生活清苦,但热衷于研究天文历算。虽在战乱之中,仍写了几种关于算术及音乐的小册子。1070年左右,他时来运转,先是受到撒马尔罕(Samarkand,今属乌兹别克)当地统治者的庇护,写了代数学著作《还原与对消问题之论证》(Risāla fi lbarāhīn ‘alā masāil aljabr wa lmuqābala),流传至今。接着应塞尔柱苏丹(塞尔柱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之邀,前往领导伊斯法罕(Isfahan,今属伊朗)的天文台,并负责进行历法改革。他在那里工作达18年之久,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安逸的一段岁月。后来苏丹去世,新君继位,对于资助学者、推进学术不感兴趣,欧玛尔-海亚姆说服无效,只得带领门徒离开天文台。

波斯地区自古使用纯阳历,萨珊王朝将阳历定为官方历法。自阿拉伯人征服此地后,又推行伊斯兰教的纯阴历。塞尔柱苏丹希望将阳历改造,以便得到一种更精确的历法。欧玛尔负责改历后,提出平年365天、每33年中安排8个闰日的方案;从理论上说,这个方案中的回归年长度比现行的公历还要精确。但是随着苏丹的去世,改历之事也夭折了。

欧玛尔在伊斯法罕还主持编算了一部《历数书》(Zīj Malikshāhī,系以塞尔柱苏丹之名命名,故亦有译作《马利克沙天文表》的),如今只传下一小部分,包括黄道坐标表、100颗最亮星表等。此外他还研究了开高次方根、用圆锥曲线解三次方程等问题;并研究《几何原本》,尝试对“平行公设”(即“第五公设”)加以证明--当然没有成功。这些内容保存在他传世的代数学著作中。

但是使欧玛尔-海亚姆的名字在后世几乎传遍全世界的,既不是历法改革,也不是代数研究,却是他的“四行诗”。这是一种抒情短诗,优美异常,在他身后不久就享有盛名。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有年代最早的手抄本(1208年),共252首;而归在他名下的波斯文诗集则多达1069首。据现代学者考证,真正出于欧玛尔之手的不过百余首。1859年,英国诗人杰拉尔德(E-F-Gerald)将其中75首译成英文,取名《四行诗集》(Rubáiyát of Omar Khayyam),立刻风行全世界,迄今已有数以百计的版本。他的诗已被公认为世界文学的瑰宝,成为古代波斯文学的骄傲。他的诗集在中国以《鲁拜集》(郭沫若译本,1923年)和《柔巴依集》(黄杲炘译本,1982年)的名称广为人知,这两种译本都是据EF杰拉尔德英译本转译的。在这些优美动人的四行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作为一位专业的天学家,总是免不了要谈谈占星算命之类的话题:

你想,在这门前便有日夜交替,

已经凋敞破败的队商客栈里,

一个个苏丹如何在荣华之中

守到他命定的时辰,就此别离。

诗人也没有忘记咏叹那次他负责进行的历法改革工作:

啊,可人们不是在说,我的演算

重排了岁月,使历法更为完善?

啊,不,这只是从历书中勾销了

未生的明天,以及已死的昨天。

这些短诗为欧玛尔带来巨大声誉,以致将他当年的天学掩蔽得少有人知了。

中世纪“开罗学派”重要代表:海萨姆中世纪“开罗学派”重要代表:海萨姆

定都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度过它的极盛时代不久,公元909年在北非也出现了一个伊斯兰王朝--法蒂玛(Fātimid,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之女的名字)王朝,中国古籍中称为“绿衣大食”,西方文献中则习称为“南萨拉森帝国”。法蒂玛王朝定都开罗,一度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哈里发王朝,一些哈里发也热心鼓励学术,开罗城中也聚集了四方学者,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又一文化中心。

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哈基姆(Hakim)在开罗也建起类似“智慧宫”那样的学术机构,收集图书,招纳学者。他还在一座山上建起观象台。他本人就是占星学爱好者,常在黎明前骑着灰驴前往台上观星。据当时人的记载,观象台上装备着巨大的铜质星盘。

聚集在开罗的天学家形成所谓“开罗学派”,其中最重要有两人。一是优努斯(‘Ali ibn Yūnus,?~1009),他在公元977~1003年间,作了长达26年的天文观测,在这基础上编成以哈里发哈基姆命名的《历数书》(Zij)。书凡81章,内容浩瀚。其中汇编了大量观测记录。并论述了许多计算理论及方法,如根据太阳地平高度计算时刻、太阳地平坐标的计算、黄道与赤道坐标的换算、日月距离的测量计算、恒星岁差等。书中还采用正射投影和极射投影方法,解决了许多球面三角问题。据说此后300年间,阿拉伯世界的《历数书》皆以此书作为工作的基础和蓝本。

哈基姆宫廷的另一位天学家是海萨姆(Ibn alHaytham),名声更大,在中世纪晚期及文艺复兴时代,他的拉丁化名字海桑(Alhazen)在欧洲广为人知。这主要是他的光学著作《光学书》(Kitāb alManāzir)风行欧洲的缘故,海桑的大名伴随着此书的拉丁文译本《光学宝鉴》(Opticoae thesaurus)不胫而走。人们在R-培根、达-芬奇(Lionardo da Vinci)以及开普勒的著作中,都看到了此书的影响。同时,海萨姆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相传他关于天文占星、数学、医学、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不下百种。

伊斯兰著名学者纳绥尔丁伊斯兰著名学者纳绥尔丁

这是以伊朗地区为中心先后建立起来的两个蒙古人王朝。蒙人一般对各种宗教持宽容态度;伊儿汗王朝在立国40余年后且又改宗伊斯兰教;特别是,经过阿拉伯倭马亚(Umayyad,亦译作“伍麦叶”)王朝(中国古籍中称作“白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持续征战,阿拉伯人在公元9世纪中期就已完成了对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征服”,因而此后中亚蒙古王朝的天文学—占星学进展,仍不妨归于伊斯兰天学的大范畴内叙述。

公元13世纪中叶,持续了五百余年的阿拔斯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蒙古人大举西进,首领旭烈兀(Hūlāgū,有时也拼作Hülegü,成吉思汗之孙)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建立起伊儿汗(IlKhān)王朝。这旭烈兀热衷天学,敬重学者,在西征途中访到了一位大贤--当时正在隐居著述的突斯人纳绥尔丁(Tūsī,Nasir alDīn al,1201~1274),这是伊斯兰世界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通晓天文占星、数学、矿物学、逻辑学、伦理学、哲学等(皆有他传下的著作为证)。旭烈兀以高薪将他聘为朝中顾问,大加礼敬,并任命他为新朝的首席天学家,于1259年开始在马拉盖(Marāgha,今伊朗西北部大不里士城南)建设大型天文台,由此掀开世界天学史上动人的新页。

因有新兴王朝充裕的财力支持,加之以广招贤才,马拉盖天文台建成了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台。台上装备精良,有大型的墙象限仪、装置着五个环和一个照准仪的复杂浑仪、具有两个象限仪的平径环仪、星位角尺等。天文台还附设一所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号称藏有“所有科学的书籍”。天文台还吸纳各国学者来此工作,现代研究者们相信,来此工作的学者中有一个中国人,可惜至今仍未能考定其姓名身世。马拉盖天文台一度成了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学术中心(此时巴格达、开罗等处都已随着王朝更替而式微了)。

马拉盖天文台在纳绥尔丁主持下,编写了一批天学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是《伊儿汗历数书》(Zīj IlKhānī)这是在该天文台十余年观测的基础上编算而成的。此书原用波斯文写成,后译为阿拉伯文,其中一部分于1650年被译成拉丁文。书中最重要的贡献,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是测定岁差常数为51″/年。

纳绥尔丁又著有《天文宝库》(Tadhkirah)一书。书中不满意托勒密的行星小轮模型,试图另出新意。他主张一种由许多大小不等的球相互内切或外切组成的体系,各球以不同的方向和速度旋转。他对此颇为自负,认为是前人未得之秘。

纳绥尔丁还为托勒密《至大论》写过评注(一千多年间,西方天学家为这本名著写过无数评注),并将阿拉罕-索非(Abd alRahān alSūfī)所著的《恒星图像》(Suwar alKawākib)一书由阿拉伯文译为波斯文,他还写过有关星盘等方面的专题论著。

马拉盖天文台虽然一度盛况空前,无奈伊儿汗王朝国祚太短。1370年,在原伊儿汗王朝的版图上,帖木儿王朝代之而兴;王朝的创始人帖木儿(Timur)出身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凶残勇猛,血火开道,相传他杀人如麻,喜用人头骨垒造金字塔;他攻灭伊儿汗王朝,马拉盖的学术中心也跟着玉石俱焚了。但是新朝传位到帖木儿之孙乌鲁伯格(Ulūgh Beg,1394~1449),情形却又大变。乌鲁伯格本人就是一位有很高水准的占星学—天文学家,他又追慕前朝马拉盖学术中心的盛况,乃仿之而行,在他的首都撒马尔罕(Samarkand,在今乌兹别克境内)建起天文台,自己亲自主持工作,在台上观天测星(自1420年起)。

撒马尔罕天文台规模也不小,高达三层,台上装备着巨型墙象限仪,据说圆周半径竟达40米,其上刻度1毫米对应角度5″。这座由国王亲自主持的天文台,经过多年观测,编算出一部《历数书》,西方人常称之为《乌鲁伯格天文表》。书中包括行星星历表、几乎所有穆斯林东方城市的地理坐标表等;但最受人重视的是一份包含1018颗恒星的星表--对西方世界而言,这是自希巴恰斯—托勒密星表以后千余年间第一份独立观测而得的星表(此前各种星表皆以托勒密《至大论》中所载星表为基础,故不独立)。据有的前苏联学者指出,这部《历数书》原是用塔吉克语写成的,后来才译成阿拉伯语。

乌鲁伯格以占星学名世,却也以占星学丧生。他自己既是完全够格的占星学家,多半笃信占星之学,而根据占星预言,他注定后来要被儿子所杀。为此他将其子放逐,以求自保,不料此举引起儿子怨恨,真的将父王谋杀了。尽管此事可能与宗教斗争有关,但占星学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是无疑的。在世界历史上,这种“预言孩子将弑父—放逐或下令杀死此子—孩子活下来长大并果真弑父”模式的故事有很多,在这种事中,最先的那个预言起着“心理暗示”的作用,不知不觉中操纵着当事人走向预言的结局,下令放逐或杀子就是受此种暗示操纵的表现。

西班牙:交流的孔道西班牙:交流的孔道

阿拉伯人早在公元8世纪初就已征服了西班牙半岛。公元750那年改朝换代,阿拔斯王朝的屠刀下,有一个倭马亚王室的后裔经历千辛万苦,侥幸逃脱了性命,远涉重洋到达西班牙,他在那里得到倭马亚王朝旧臣的拥戴,建立起后倭马亚王朝。等到统治逐渐稳固之后,这里的哈里发们也没有忘记偃武修文,鼓励学术,天文占星之学也就在这里形成所谓“西阿拉伯学派”。

西班牙的伊斯兰占星学家们,在理论上一般都追随巴格达的阿尔布马扎。和在别处的占星学家一样,为了能准确掌握星辰运行的规律,他们自然会致力于编算《历数书》、《天文表》之类的文献,同时也很自然的会致力于探索新的行星运动几何模型--当然,对于探索精神和客观条件相对不足的占星学家而言,他只消在这两方面掌握前人的成果,也就可以敷用了,中世纪许多欧洲占星学家就是如此,在这样的占星学家身上,“天文学”的味道就几乎完全没有了。但是阿拉伯世界的占星学家们,却普遍表现出相当强的探索精神。

西班牙半岛上“西阿拉伯学派”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当伊斯兰天学在此处繁荣之时,正值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势力进入西班牙的前夜。当基督教与伊斯兰两个阵营、两种文明在这里短兵相接、相互对峙时,这里就成了古希腊科学和阿拉伯科学输入西方的主要孔道。

在中世纪,阿拉伯人无可争议地成为古希腊学术遗产的主要继承者,现在,他们要在这里向望见文艺复兴曙光的欧洲人转交这些遗产--其中当然永远地保留着他们自己的智慧、创造和色彩。

约西元八世纪在羊皮纸上书写的阿拉伯文约西元八世纪在羊皮纸上书写的阿拉伯文

中世纪的翻译运动,是世界学术史上潮流转换的大关节,而在这场持续数百年的运动中,阿拉伯人一直扮演着主角--占星学的历史在这里完全不例外。

翻译运动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讨论。第一阶段大致始于公元8世纪中叶,主要中心在巴格达。这是阿拔斯王朝大体完成扩张,“天下底定”后偃武修文、鼓励学术的重要举措,特别是阿拔斯朝第七代哈里发麦蒙(公元813~833年在位)统治期间,提倡推行甚力,由此开启了所谓“百年翻译运动”。本来阿拉伯学者的翻译活动早在倭马亚王朝时就已发端,但那时多为个人事业,零星进行,没有什么计划;至麦蒙时乃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事业,由政府资助,有计划地大规模进行,与前朝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些鼓励学术的政策措施,如“智慧宫”之设、译书之举等,也开创了功德无量的良好传统,为此后各个哈里发王朝所继承。

译自印度的占星学著作,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过的一部《悉檀多》。当时(公元8世纪下半叶)印度天学早已进入“希腊时代”数百年之久,在印度本土天学成分存在的同时,希腊天学成分相对来说占据主导地位,这部《悉檀多》应该也不例外。由于“悉檀多”只是“历数书”之意,并非专名(但许多讲述阿拉伯学术史的书不明此点,乃据原文Siddhānta将书名译成《欣德罕德》,不免使人莫名其妙),所以此书原本为何书、属印度天学“希腊时代”五大派中哪一派等问题,都还不知其详。

如果说翻译《悉檀多》开创了阿拉伯人的天文占星之学的研究,那么当古希腊的占星学、天文学著作被译介进来之后,阿拉伯天学的基础才得以奠定。阿拔斯朝从希腊文翻译天学著作最早的一批翻译家中,必须提到巴特里奇(Ibn alBat-riq),他生前未及目睹麦蒙统治时代的学术盛况,但托勒密的《四书》却是由他译成阿拉伯文的--这无疑是阿拉伯天学的奠基之作。约略与此同时(公元800年左右),《至大论》的阿拉伯文译本也完成了。我们不应忘记,如今全球通用的《至大论》书名Almagest,就是一个经过拉丁文转写的阿拉伯名称。再稍后不久,托勒密的另一部著作《实用天文表》(Handy Tables)也被译成阿拉伯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行星假说》(Planetary Hypotheses)一书,这是托勒密晚年的重要作品,书共两卷,希腊文古本只保存下第一卷,而至关重要的第二卷,则只是在阿拉伯文全译本中才得以保存。非常少为人知的是,这第二卷中不再沿用本轮—均轮体系,而是出现了许多实体的球(《至大论》中的本轮—均轮只是“几何表示”,绝无实体),这里每个天体皆有自己的一个厚球层,各厚层之间又有“以太壳层”(ether shell),厚层中则是实体的偏心薄球壳,天体即附着于其上。这里的偏心球壳实际上起了《至大论》中本轮的作用(在计算时)。托勒密晚年的这种行星运动模型,在总体风格和许多细节上都与中世纪阿拉伯天学家竞相设计的行星运动新模型十分相似,他在这个问题上对阿拉伯天学家的启发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学者看到中世纪阿拉伯天学家纷纷批评托勒密,并各自设计与《至大论》中不同的行星运动模型,就推断说在阿拉伯天学界存在着“反托勒密思潮”,未免有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他们“反”的只是托勒密早年在《至大论》中的行星运动模型。

当阿拉伯人接触到托勒密的上述著作之后,他们的占星学--天文学水准很快就超越于波斯和印度之上。翻译原作之后,他们也开始了改编、模仿的工作。例如,法格哈尼编撰了一部《至大论》的纲要(公元850年),对欧洲很有影响;又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巴塔尼的《历数书》,第一部分就是仿照《至大论》的格局,第二部分则仿照《实用天文表》。

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著作,原著作从何而来呢?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与拜占庭的关系并不太好,后者被视为阿拉伯帝国“在西方的永远的敌人”,从倭马亚王朝时代双方就不断进行边界战争。但到了公元9世纪,双方关系缓和,和平共处,交通也通畅了。阿拔斯王朝的学者争赴君士坦丁堡等处购求希腊古籍。相传麦蒙曾亲自致函拜占庭皇帝,索求希腊古籍,得到许诺。拜占庭皇帝不止一次向哈里发赠送大批书籍。因此阿拔斯王朝的翻译家除了《四书》、《至大论》这些占星学—天文学著作,还翻译了大量其他希腊学术著作。

上述翻译运动第一阶段中,阿拉伯人扮演主角是显然易见的。到了第二阶段,说阿拉伯人扮演主角就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了--第二阶段中的翻译家主体是欧洲人,但是他们译的许多书是阿拉伯文著作。这一阶段的主要中心是西班牙的托莱多(Toledo)城--前面提到的《托莱多天文表》即因此城得名。

西班牙的托莱多城本来就是西欧的宗教文化中心之一,后倭马亚王朝统治期间,它又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重镇。公元1085年它被基督教的西方“收复”,但西班牙半岛上的穆斯林王国依然长期存在(穆斯林的最后一个重镇格拉纳达直到1490年才投降),这使得托莱多,以及另一座名城科尔多瓦(Cordoba,1236年“收复”),成了西欧学者吸取伊斯兰学术养料的学堂。大批学者纷纷赶往托莱多城,从事拉丁语的翻译活动。

公元9世纪的巴格达是阿拉伯的“翻译院”,而公元11世纪的托莱多则是拉丁西方的“翻译院”。这里盛况空前的翻译活动有两大特点:一、翻译活动始终得到基督教会的资助;二、翻译的作品中,主要是希腊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其次才是阿拉伯原著和希腊语原著。

在这一时期中译为拉丁文的阿拉伯文占星学--天文学著作(希腊的和阿拉伯人的)数量非常可观,这里只能略举其重要者:

托勒密的《四书》,由提沃里的柏拉图译出(拉丁书名Quadripartitum)。

托名于托勒密的《金言百则》(我们前面曾和《四书》一起谈到过),由塞维利亚的约翰译出。他还译了马沙-安拉、阿尔布马扎等人的占星学著作。

《至大论》,1175年由克雷默纳的杰拉尔德译成第一个拉丁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两部与天学有关的著作也由克雷默纳的杰拉尔德译出:《天象学》(Meteorologica,以往常译作《气象学》,不准确)、《生成与毁灭》(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巴塔尼的《历数书》,最先由英国人雷蒂尼西斯(R-Retinensis,又名Cataneus)译为拉丁文,但已佚失。稍后又由提沃里的柏拉图译出,但他的译本出版时用了《星的运动》这一书名,再版时又改成《星的科学》,都大失原意。

这些阿拉伯著作译成拉丁文之后,给西方的占星学注入了新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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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星盘是一件奇妙而有启发性的经验,透过解读,当事者可以全然的接纳自己,可以打开通往无限机会的大门,预先为自己痛苦的情绪找到转化成正面思考的动力,找到乐观的经验或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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