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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中的综合

人类状况的一个内在特征——包括占星师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是我们倾向于看到我们想看到的、我们期望看到的东西，同时我们试图推迟对不一致之处的认识。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给了我们对自己所知内容的信心。而任何与我们已知内容不符的，即事物实际的样子，都会令我们不安。我们被迫去同化那些不确定的事物，因为我们努力为我们混乱的部分带来秩序。而且，作为占星师，时间是我们焦虑的主要来源。

詹姆斯·格雷克在他引人入胜的书《混沌——制造新科学》中，分享了一个大约五十年前做的“令人不安”的实验，由科学史学家托马斯·S·库恩叙述：受试者被快速瞥见扑克牌，一次一张，并被要求说出牌的名称。当然，这其中有个诡计。有些牌是怪异的：例如，一张红色的黑桃六或一张黑色的方块皇后。

在快速闪现时，受试者顺利通过。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了。他们根本没有看到异常。给他们看红黑桃六，他们会大声喊出“红桃六”或“黑桃六”。但是，当牌显示时间稍长时，受试者会犹豫。他们意识到有问题，但不确定是什么问题……最终，当显示速度进一步减慢时，大多数受试者会明白过来。他们会看到那张错误的牌，并进行必要的心理转变，从而准确无误地继续游戏。

格雷克指出，即使是专业的、经验丰富的观察者，当被给予对自然运作短暂而不确定的瞥见时，在面对不一致时，“也不比实验中的这些受试者更少遭受痛苦和困惑”。这种焦虑可以改变观察者的看法。最终，它也激励了发现、变化和成长。

例如，当亚里士多德观察钟摆时，我们被告知他看到的是一个运动中的物体，不仅仅是来回摆动，而是在向下运动，拉扯着它的系绳，试图到达地球这个中心，处于静止状态，并在这一过程中挣扎。亚里士多德看到的是变化的动力学。另一方面，伽利略对钟摆的研究则测量了其摆动的规律性。伽利略观察到的是恒定性。他有一个理论（即一个运动的物体倾向于保持运动，除非有某种外力，如摩擦，被引入）。正如格莱克所指出的，那个理论的力量使伽利略看到了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规律性。他通过大量人工观察所看到的，只是一种近似。钟摆运动角度的变化实际上在方程中产生了一种轻微的非线性。最终，正如亚里士多德所预期的那样，钟摆停止了摆动。

不确定性的证据——那些确立了我们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无定形层面的状态——很容易被忽视。它可以被测量，但过程很困难。我们在工作中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基于前人的所有工作，基于所有被纠正的错误、错误的假设、对不断演变的社会环境和分析技能的适应、常规化的反应，以及我们希望一切都符合我们理论的期望。当情况如此时，我们在自己所做的工作和自我身份认同中会感到更强大、更确信。

实际上，更精微的力量和更敏锐的技能，来自于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承认系数 p 子 i 不是一个整数（尽管它的相对论函数可以将生命置于月球之上）；承认占星学中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承认出生时间是不完美的。

即使一个系统看似处于平衡状态，它也并非真正处于平衡状态。海森堡原理在此发挥作用，它断言当某物被测量（或观察）时，测量这一行为本身就会改变它。就像当有人想到我们时，我们有时能感觉到：虽然没有可证明的相互作用，但变化确实发生了。这种非同寻常的行为类似于焦虑，类似于梅和克尔凯郭尔对焦虑的看法，即创造过程中的张力，是使进步成为可能的张力。

所有社会科学家在观察必须符合理论时都会产生盲点……否则就会出问题。如果占星师试图将他们正在研究的人与星盘联系起来，那么这个人的生活就被局限于占星师对占星学的了解。理论规训了感知。如果过程反过来，如果占星师将星盘与他们正在研究的人联系起来，占星学就会根据个人的发展层面而变得生动起来。理论通过感知得到了丰富。

占星学的存在是因为占星师，而占星师的存在是因为他们根据特定的理论对周围世界的感知。但是，正是将理论化的知识体系——我们的科学——适应于人类境况，才确立了占星学作为一门艺术的地位。

时间是占星学的血液。你那里现在几点了？格林威治几点了？你东边下一个时区几点了？虽然隔壁房间的时钟显示的时间可能和你所在的地方一样，但隔壁房间实际上到底是几点？还有那个为我们星球上所有时间计时的铯钟：在原子层面上是几点？令人不安的是，我们意识到，所有占星学所依据的时间，是可以无限分割的。这对准确性和我们对准确性的主张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经度和纬度参考将时间落实到地球上，以太阳视运动为基准，即每经度一度对应我们的时间四分钟，也就是每60分钟（或一小时，一个时区）对应15度。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的经纬度测量参考并不比任何给定城市中心邮局的表格列表更敏感或更准确。

如果我们不认识到一直摆在我们面前的、时间的无限变化，我们就是在对我们的理论、测量及其含义的准确性投入一种“盲目信仰”。如果我们能够吸收我们在计时和定位方面的困难，即那些仍然超出我们掌握范围的因素，我们就可以自信地安顿下来。我们可以度过那种必须通过每一次占星学经历来明确证明自己的焦虑，并且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占星学适应生活的情境。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确实吸收了不确定性，我们也确实在成长。

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占星师必须做两件事：我们必须使星盘符合我们技能的理论，并且我们必须看到星盘符合我们所过的生活。要将现实生活和占星学时间结合起来——把事情弄对，进行调整——如果我们尊重生活和时间，尊重现实和理论，这其实是一个相对容易的过程。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技能并非完美无缺，但我们已非常接近。然后我们可以欣赏占星学对不确定性的吸收，并记住自然界中几乎没有什么是精确的：总是有摇摆、扰动、分支、颤抖；有冲动、直觉、意外、加速、延迟和未知。

一个极好的例子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星盘。长期以来，大量的研究致力于确定我们国家的出生时间。有好几个关于时间方向的理论，甚至在不同日期上也有很好的假设和记录的时间。也许最广为人知的是1776年7月4日凌晨2点13分地方平时（LMT）的星盘。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怎么可能会有人在炎热的夏夜凌晨2点13分建立一个国家？”

上升点为双子座7度14分的这张星盘是有效的（其他几个可选的星盘也是如此）。那些经常使用它的占星师相信它是有效的。我们国家有超过2亿人，加上世界其他地方和过去200年来的数亿人，都相信1776年7月4日是我们的生日。许许多多技艺精湛、权威的占星师支持凌晨2点13分这个出生时间。这就是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相信使其成真。足够多的理论得到了满足，足够多的生活被看到了，所以这张星盘确实有效。原型反映生活，生活反映原型。我们内心的科学家可能不喜欢这样，但事实就是如此。不确定性在起作用，我们无法与之抗争。钟摆来回摆动，但它确实会停下来。

以同样的观点，世俗占星师和研究员尼古拉斯·坎皮恩提出，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一系列事件星盘来确立其身份，不一定只有一个出生星盘，也就是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确立国家原型。例如，英国最可靠的（通过明显的占星学共识）星盘是诺曼征服的星盘，即“被视为英格兰的诞生”。该盘设定于1066年12月25日中午12点00分（地方平时，伦敦），也就是征服者威廉加冕为英格兰国王的时刻。随后还有大不列颠与苏格兰联合的重要星盘（1707年5月1日午夜地方平时，威斯敏斯特）；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的星盘（1801年1月1日午夜地方平时，威斯敏斯特）；以及其他星盘。

坎普恩在“首次人力飞行”的星盘上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这对现代技术时代和航空旅行概念的普及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考量。莱特兄弟于1903年12月17日上午10点35分（东部标准时间）在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完成的首次飞行，其上升点为水瓶座19度34分。这一度数在其他与飞行、测试、探索和灾难相关的星盘中惊人地突出，包括1957年10月4日晚9点00分（格林威治时间）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挑战者号爆炸、阿波罗火灾等。

然而，首次载人飞行并非发生在基蒂霍克的那一天。世界其他地方也在进行实验（就像第一辆汽车的情况一样），并且记录了他们自己的成功。正如坎普恩在他的演讲中强烈指出的那样，关键在于“认为它发生了”这一观念，即首次飞行发生在基蒂霍克，这一观念已被时间所捕捉，并被数亿人所接受。在某种存在主义层面上，那一天那个时间的自然选择奠定了“首次飞行”的本质。

在时间管理的异常现象中——或者正如我所见，是时间在管理着我们的历史——我们可以注意到，许多相互关联的国家在其星盘中，基本星座10度区域非常重要：美国的太阳位于巨蟹座12度，德国统一星盘（1990年10月3日午夜，柏林）的太阳位于天秤座9度29分，与白羊座10度的中天对冲；还有共产主义中国、南非、英国的几张星盘、伊拉克、以色列、日本、韩国、海地、罗马尼亚、共产主义古巴等等。甚至联合国批准生效的星盘，即最后由美国国务卿签署的时间（1945年10月24日下午4点45分东部标准时间，华盛顿特区），其中天位于摩羯座11度。世俗占星家观察到，这些国家的星盘在相似的变革时期下汇聚在一起——例如在1988-1991年土星和天王星-海王星经过摩羯座的第一十度区间时——并被重新整合在一起，分享许多相似的关注点。

对于人类来说，出生时间是被经历、调整、再经历的过程。修正不断发生。学习也在持续。理论与生活相互作用。我们为不确定的事物进行校正。

我与我的星盘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半。我的出生证明上说我出生于下午3点57分，地点是宾夕法尼亚州西切斯特，这赋予我上升点巨蟹座0度04分。偶尔有学生占星家质疑我星盘的准确性：因为我个子高、话多、写了很多书、兴趣广泛，他们觉得也许我有一个双子座上升点，刚好从巨蟹座0度退回到分界线之前。这些善意的提问者没有超越表面现象：他们没有探究我的情感敏感度、我的安全感需求、我对烹饪的热爱、我的家庭观念，以及我生活中那种从未迟到过、也从未有过犹豫念头的事实。他们没有测试与我的上升点相关的太阳弧和行运，也没有通过守护星动力学（而非水星）来追踪月亮进入我星盘的影响。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说，我的星盘应该符合他们对理论的理解，而不是我对生活的表达。

我有一个巨蟹座上升点。我完全相信它。我活在其中。我在理论和心理情感上都测试过它。它就是我。它是我的心。我们确实可以将理论与生活相契合。

多年来，我有几位客户给出的出生时间，是他们梦中得到的，或者是以某种超现实方式反复占据他们意识的时间。他们对所构想的出生时间非常认真且深信不疑。这与他们出生证明上的时间相差不远，即在可能的范围内，并且他们没有特别发达的占星学知识。他们就是知道，而且确实，以一种非凡但谨慎的程度，他们的时间理论可以与他们的生活相契合。

回顾我们对约翰尼·卡森星盘的调整，我们对出生时间做了微调以符合理论。我们追求精确以消除我们对测量的焦虑。在这一努力中，校正——“将其纠正”——正在发生。我们不是在纠正自然，那会假设医院记录员是正确的；我们也许是在纠正医院记录员；我们确实、精确地使其正确了；我们绝对是在调整生活以符合理论，而我们是通过观察生活来做到这一点的。

我的一位外国出生的客户说她的出生证明上写着她出生于上午10点00分。我看到了出生证明，数字非常仔细地用长手写体写出来，字体优美、工整（耗时；事后补写的？）。自然，这个取整的小时提醒我可能需要进行调整，我寻找一种方法快速测试出生时间。乍一看，通过太阳弧投射到角度，这是校正的绝对关键。

我客户的冥王星位于第二宫巨蟹座26度31分，她的第四宫宫头是处女座2度44分。这个弧度距离对应于她刚过三十六岁生日的时间（完成巨蟹座4度，加上狮子座30度，再加上进入处女座2度）。我询问她关于这段时间是否是她生活中的一个重大新起点，如果她当时在工作，可能是换工作，新的社会地位，新家，甚至搬到国外（因为她出生在国外，后来住在美国）。她谨慎地说：“不，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两年半前。”

两年半前发生的事情是遇到一个男人，决定嫁给他，换工作，搬到国外，等等。我将第四宫宫头向后移动（使出生时间更早），估算到处女座0度，以适应在她生活中适当的时间太阳弧冥王星=中天（通过对冲相位），并通过她早期生活中冥王星的行运来测试第四宫的同一宫位点。当我问她关于行运冥王星穿过她第四宫宫头的时间时，她迅速而充满活力地回答，那是她非常努力地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大约在她结婚和改变之前的六年。因此，第四宫宫头在理论和生活中都非常敏感和响应，似乎位于处女座0度之前。

计算机帮助将出生时间调整为上午9点49分，比医院记录早了11分钟。第四宫宫头变为狮子座29度51分，弧度拟合，守护星动力学强化了从处女座到狮子座在第四宫的这一变化的重要性。她的“新”上升点巨蟹座5度37分对主要行运有响应。当她的“新”中天太阳弧合相本命土星时，她年轻时离开了家。她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由理论调整后的出生时间所预示。事情确实被纠正了。

时间的微小变化会对中天和上升点产生关键变化。在太阳弧投影中，一度可以约等于一年。整个星盘中的守护星参考也变得至关重要。但是，行星位置的变化通常不会明显受到影响，除非时间调整接近两小时的时钟时间，这是月球平均改变一度所需的时间。中点结构也不会有太大变化，除了那些涉及中天和/或上升点的结构，因此对它们的行运和太阳弧占主导地位。

被隔离出来的是角度。出生时间是在生活中与理论占星结构相吻合的时间。我们的理论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生活。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占星理论结构得到增长和丰富。这就是艺术。

在操作上，我们专注于结构的完美以适应变化：我们调整一个主要测量以达到精确表达，然后检查与新位置相关的其他测量。通常，我们会在整个生活中找到对新角度的反复确认，使用太阳弧和强力行运，就像我们上面讨论的关于那位女性第四宫宫头的两个独立移民意义一样。在纠正时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测试四五个涉及试验星盘角度的太阳弧和行运，并发现事件确实发生了，但它们都统一“偏离”大约六个月或一年半或两年。寻找这种模式！这是指向出生时间调整的确凿证据，它将使所有事件同步。

值得重复的是：当我们拥有了理论完美的时刻，我们可以适应变化，我们可以允许生活中重大事件需要时间发展和解决的现实；确切的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很少是现实中重要性的真实代表。简而言之，虽然我们不能仅仅基于出生时刻、早产、引产、喘息、哭泣、记录员的记忆、家庭的回忆对我们的星盘抱有太多期望，但我们同样不能对我们的理论抱有太多期望——以及该理论确实被多次确切证实的许多时候。

这就是占星术如此有益、具有指导意义和永恒的原因。完美是我们的起点，我们的主要焦点。但我们必须在体验奇迹时，总是留出一点余地。这就是我们打开灵感之门的方式，也是我们欣赏现实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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